“民族文化自治”视域中的“民族-国家”批判和意义.docVIP

“民族文化自治”视域中的“民族-国家”批判和意义 　　一、“民族文化自治” 　　国家与民族关系的处理以及解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从文化上来解决民族问题成为人们争论最多的内容。因此一直受到广泛争论、质疑以及批判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第二国际时期被批判为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奥托·鲍威尔(OttoBauer)，现在被人们认为是“文化化”而“非政治化”来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从事实上来讲，无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把他看作修正主义者，还是西方理论界眼中的自由主义者，O·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特别是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理论成为人们处理民族问题和审视民族国家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民族文化自治”所解决的主要是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不但关系到民族在国家中的权利以及文化、经济上的发展，而且还涉及到多民族国家的领土统一和主权完整。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文化自治”是把民族文化发展独立于国家政治而无法获得成功，这也是它在第二国际时期受到列宁激烈批判的原因。不过随着苏东剧变，民族冲突与运动再次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重要问题，“民族文化自治”理论重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甚至把非政治化解决民族问题途径归结为“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在实践中，“民族文化自治”开始成为世界一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主要政策依据，特别是俄罗斯于1996年颁布的《民族文化自治法案》进一步推动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发展与运用。甚至有人提出在当今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和利用“民族文化自治”的对于解决民族问题价值和意义。但是纵观人们对于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分析和解读，普遍认为“民族文化自治”是把民族文化发展独立于国家即“去政治化”，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理解。通过“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中对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批判，我们才能透视民族国家的内涵和其背后一些西方国家分裂、控制其他国家的真实动机。 　　二、“民族-国家”的阶级性 　　O·鲍威尔在“民族文化自治”中批判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制度，阐述了多民族国家统一性，这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的阶级性、历史性和特殊性。O·鲍威尔认为民族国家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为了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形成的，它符合了资产阶级发展要求，因此它具有阶级性。资产阶级在摧毁传统国家之后把民族国家确立国家制度模式，突破了封建时期的自然边界以及边陲的模糊性。“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资产阶级在批判传统国家过程中形成了民族国家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生存性与有机性意味着民族的自然性，是内在的，而国家则是人为的、外在的，是可以改变的。正是民族的自然性形成了民族共同体，另外民族是与语言、地域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又和国家领土、人口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资产阶级统治地位是在商品经济发展，民族国家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相互作用中建立起来的。商品经济为资产阶级奠定了经济基础，自由贸易与平等交换推翻了封建传统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以及传统观念，自由、民主、平等成为新的社会观念。民族成为国家形成的基础，一方面确立了国家的边界和疆域，明确了国家作为国际主体;另一方面统一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市场，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是由教育、行政官僚以及法律制度，这些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行政教育和法律的主要内容。它说明了民族国家资产阶级性质即“人为性”，而它“决定了国家是满足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工具，因为他们要反对封建的国家制度，成立新的国家。资产阶级认为民族是自然的，自然的也就意味着给定的、永恒的、不变的，这种不变性恰恰是他们形成新的国家基础。” 　　作为国家形成的基础，民族原则还推动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和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和民族权力建立在国家权力机关之上一样，国家权力也牢固地建立在民族权力之上。” 　　O·鲍威尔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民族是反对封建专制和追求自由，从而发展经济、成立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后期，民族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它要求更多的商品原料和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初期的民族国家开始转变为多民族国家，于是民族自由变为民族征服，世界大部分落后国家相继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新兴国家需要清晰的国家疆界，以确立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的明确性，资产阶级国家的统一性是建立在一系列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法律义务关系之上，但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边界如何确立，这是资产阶级所必须面临的问题。 　　O·鲍威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集中分散制度以及民族领土原则是造成民族问题的诸多原因，特别是资本主义是民族问题形成的社会原因。资本主义剥削本质以及经济制度是产生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导致一个民族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民族，从而形成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