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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构建浅析 　　2007 年1 月18 日，轰动一时的“金三角”大毒枭韩永万跨国贩毒案在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昆明市中级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韩永万犯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该案件的争论焦点在于，在该案侦查阶段，共有十多起案件指向韩永万，但由于证据不足等原因，公诉机关最后起诉的案件只有三起。如果在这起案件中能够适用“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有证人站出来进行指证，则对韩永万等人定下的罪名也许会更多。因为在毒品案件当中，定罪量刑的依据是涉案毒品的数额、次数，而毒品案件往往都具有隐秘性，如果不是亲自参与，很难掌握关键的证据。 　　我国法律尚未规定“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也就是说，作为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在出来指正的同时，也会加重自己的罪行。出于自保的原因，多数犯罪嫌疑人在被抓获之后，除了供述已经被侦查机关掌握的罪行之外，不会再交代其他犯罪行为和供述其他犯罪嫌疑人，案件的侦破将陷入困境。如果运用“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在降低司法成本的同时，可以提高案件的侦破率。 　　在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后，“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势在必行，而案件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豁免程序、豁免方式、证言真实性的审查判断规则以及配套措施等问题尚待研究。 　　一、“污点证人”的概念 　　污点证人豁免，是指具有犯罪污点的人为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成为控诉方证人，从而可以免受刑事追究，或被给予刑事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或因此而取得对其不利的证据材料不被采用的一种刑事司法措施。 　　污点证人从性质上来看，属于较为特殊的一类证人，其往往出现在一些涉及贪污贿赂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重大、疑难案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犯罪的手段愈来愈智能化，犯罪组织愈来愈严密，犯罪行为愈来愈隐蔽，因此，对犯罪案件的侦查难度也在加大。尤其是在诸如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走私犯罪等案件中，运用传统的侦查手段很难获得有价值的证据和线索。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制度自产生以来，在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引入“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两方面为刑事豁免制度设置了前提: 一是强化证人作证制度，法院有权强制证人出庭作证; 二是确认了“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证实自己犯罪”的原则。由此可见，污点证人及作证豁免制度势在必行。 　　1. 应对侦查中出现新问题的需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而且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加之辩护制度和证据制度的改革，检察机关的举证难度越来越大。例如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证人证言往往是关键的证据。特别是在“一对一”案件中，行贿人的指证对于案件的侦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司法实践中行贿人往往拒不作证，除了受到恐吓、利诱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指证之后自己会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同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严禁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取证，这些因素都加大了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难度。因此，引入污点证人及作证豁免制度，让行贿人站出来指证，将是获得关键证据的有效途径。 　　2. 规范司法机关的取证手段与保障人权的需要。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任务之一，是一项重大的进步。同时还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将大大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但也为侦查带来了诸多障碍。当侦查机关通过合法的手段收集到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时，就无法达到证明犯罪的要求，就可能会出现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取证等问题，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痛疾。引入“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将更好地平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 　　3. 有利于消除“污点证人”的后顾之忧，鼓励其如实作证。司法实践中，“污点证人”对于自己的作证结果并没有明确的预期，由于担心作证会带来罪刑的加重，多数情况下拒绝作证。尤其在职务犯罪案件的开庭审理中，由于证据稀缺，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只能针对证人的书面证言进行质证。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当证人出现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盘问，与被告人当庭对质，证人由于担心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心理可能产生动摇，容易导致翻证的发生。引入“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可以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鼓励其如实作证，从而防止翻证现象的发生。 　　三、我国“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建构 　　( 一) 案件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 　　对于“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案件适用的范围，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坚持必要性原则，即如果能够通过正常的侦查手段破案，则不宜使用污点证人制度。同时，对于案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