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秽王”“秽侯”考论.docVIP

“秽王”“秽侯”考论 　　“秽王”首见于《三国志·东夷传》中记载的“秽王之印”，其文曰:“其(指秽人--笔者按)印文言秽王之印，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遗憾的是该印至今未能发现。《吕氏春秋·恃君》有“非滨之东，夷秽之乡”的记述，高诱注:“东方曰夷，秽，夷国名。”《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薉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可知，秽人建立了名“秽国”的地方政权，应已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组织，具备了王国的雏形。 　　关于秽国的专题性研究，目前还极为有限。仅杨军撰写了专文《秽国考》，对秽人所建立的王国政权“秽国”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秽”最初是东夷人建立的国家的国名，作为族称是后起的用法。秽国约出现于西周初，汉代夫余、高句丽、沃沮、秽貊等族的分布区曾经都是秽国的国土。最晚至战国中期，秽国已成为箕氏朝鲜的属国。箕氏朝鲜衰落时曾一度独立，后成为卫氏朝鲜的属国。虽曾在南闾等首领的率领下叛卫氏朝鲜归汉，但不久又为卫氏朝鲜吞并。卫氏朝鲜灭亡后，秽国所在地先后隶属于临屯、乐浪二郡，这里的秽人逐渐汉化了。范恩实通过分析夫余兴起前今吉林地区原始人群的社会组织演进，认为从考古学材料所反映的情况看，该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很低，社会组织演进也十分缓慢，秽国“基本上是子虚乌有”。上述观点值得评述:范文中所谓秽国“子虚乌有”的说法证据不足，妄加判断;杨军的观点则值得赞同。 　　从早期国家发展与演进的理论分析，西团山文化等秽人考古学遗存，可以肯定秽国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我们还应看到文献中关于秽国被中原王朝授予“秽王之印”的记载，这方印绶对考证“秽国”存在的真实性具有重要价值。“秽王之印”是中原王朝册封周边民族政权首领的实物证据。“秽王之印”虽至今下落不明，但其存在的真实性应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从汉朝册封秽国、赐“秽王之印”这个角度来看，秽国尽管发展程度还较低，但应该肯定其业已成为一个具备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和政权组织，“秽王”是该王国的最高首领，并得到中原王朝册封。过去学术界将夫余国视为东北历史上第一个民族王国政权的看法应予以修正，事实上，秽国应是我国东北地区第一个民族王国政权。另外，从时间上看，此时的秽人尚活动于以今吉林市为中心的松花江上游流域，因此，这方“秽王之印”的时代应在夫余立国所导致秽人南迁之前。 　　另据朝鲜古文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南解次次雄》的记载:“(新罗王南解次次雄)十六年春二月，北溟人耕田得濊王印，献之。”这是关于新罗时代出土“濊王印”的唯一记载。南解次次雄十六年即公元20年，此时的秽人正处于乐浪东部都尉“岭东七县”的管辖下。秽人曾南邻辰韩，辰韩朴氏家族的朴赫居于公元前54年创建了新罗政权。可知新兴的新罗政权在“濊王印”被发现的南解次次雄时代已与乐浪秽人毗邻而居。新罗南解次次雄十六年相当于中原王莽新朝地皇元年(20)，王莽推行的一系列高压的民族政策致使东北地区原有的民族秩序发生了极大的混乱，特别是高句丽借反抗王莽民族压迫政策而屡屡寇边，借机崛起。综合历史文献可知，关于秽人最后一段有确切纪年的记载来自《后汉书·东夷传》:“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应为岭--笔者按)以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应为岭--笔者按)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各文献对自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以后分置乐浪东部都尉的记载并无确切纪年，更无任何新莽时期秽人活动的记载。“濊王印”在新莽时期被新罗北溟农民发现于田野中，这一事件值得玩味。“北溟”系新罗九州之一的溟州北部。《三国史记·地理杂志·新罗》云:“溟州，本高句丽河西良(一作何瑟罗--笔者按)，后属新罗。贾耽《古今郡国志》云:今新罗北界溟州，盖濊之古国。前史以扶余为濊地，盖误。善德王时为小京，置仕臣，太宗王五年、唐显庆三年，以何瑟罗地连靺鞨，罢京为州，置军主以镇之，景德王十六年改为溟州，今因之。”在这段文献中，蕴含了两个极为关键的信息:其一，溟州本高句丽领地;其二，金富轼引贾耽《古今郡国志》，言溟州乃古秽国地。贾耽记述该地为古秽国地，但“濊王印”却被发现于田野，可知当时的秽人很可能在新莽时期动荡的政治风波中出现了重大变故，那就是秽国政权已不复存在。《后汉书·东夷传》在《高句骊传》中记载:“其人(指高句丽人--笔者按)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此处所载之“沃沮、东濊皆属”的信息虽无法判定具体时间，但无疑十分关键，表明秽人政权有可能已被高句丽兼并，因此，《三国史记·地理杂志》记载溟州“本高句丽河西良”。光武帝建立东汉政权后，一改王莽对东北民族的压迫和歧视政策，开始重新整合东北民族政治格局。《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