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出版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学格局的共生关系的分析.docVIP

丛书出版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学格局的共生关系的分析 　　著名编辑倪墨炎曾说：“丛书是作家的摇篮，是现代文学的摇篮。”的确，作为一种出版形式，它在客观上为现代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传播方式，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利器之一;另一方面，作为商业化、市场化的产物，丛书所追求的市场定位和商机与文学自身的审美性和多元性构成了内在的张力关系。可以看出，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丛书出版与文学格局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为文学场与权力场和市场之间或松或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影响之下，文学格局决定着文学丛书的出版趋向，文学丛书反映着文学的整体格局。由此，丛书出版与整体的文学格局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并统一的关系。 　　一、丛书出版的兴起与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 　　“近代出版业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业的兴起，简直难以想象，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的确，它促进了现代文学运行体制的建立，推动了作家的职业化，影响了文学的文体特征，同时也从读者接受层面，影响了现代文学的生存状态。由此，当出版市场以其巨大力量影响文学的创作理念、传播方式和反馈机制时，出版商的文学理念、编辑者的审美意识等，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文学作品的出版过程之中。文学丛书的策划与编撰便是如此。 　　20世纪30年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出版模式的市场化。而文学出版活动的内驱力主要来自于文学场之内，以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为核心的四大板块，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格局。在此，社团的兴起成为一种体制性的力量充实和编织着文学格局，其强烈的人为性和群体性特质客观上引起了出版传媒的关注。张静庐曾说：“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文学发展中，出版社是文学社团的孕育者，出版业的发展与文学社团的兴起，成为了文学场与市场合谋的契机和因子。 　　沈从文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1926年以后，便在上海与商业结了缘，1929年以后，又变得越来越跟“政治”不可分。 　　这表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出版的市场化已成为推动文学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文学自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左右着文学内部的状况，这使得丛书策划客观上须以文学格局为基准作出必要的调适。 　　由此看出，纷繁多样的社团不仅有自己发表文章的阵地-报纸、刊物，也有了自己的出版机构或与自己社团具有紧密联系的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之于文学研究会，泰东书局之于创造社，春野书店之于太阳社等等。出版的文学丛书有新潮社文学丛书、创造社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未名丛刊、乌合丛书、狂飙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等，其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文学丛书的主体。其中，既有对外国文学的推介，如文学研究会丛书，也有针对社团成员作品的策划，如狂飙丛书，也有融合多个社团作品的集合，如良友文学丛书、文学丛刊等等。这些丛书的策划与出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很多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均出自于文学丛书，成为其奠基之作和丰碑式的作品;另一方面，丛书编撰是社团凝聚力量的重要方式，它使得社团与市场的聚合力增强，扩大了社团影响力。 　　丛书编撰与策划中，编辑宗旨成为统领作品的一条线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文学格局。如新潮社的，署名“周作人编”的“文艺丛书”，表现了新文学发展的某些趋向，如《微雨》之于象征主义，《呐喊》之于现代小说，小说散文化、诗歌化之于《竹林的故事》。其意义在于，它是五四以来现代作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是集“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为一体的兼容体;与此同时，它表征着一种全新的文学生产模式的开启，亦即文学从散落于报刊的文字结集为丛书。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诚如杨义所言：“它对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发展轨迹与创作实绩，进行了一次有声有色的总检阅和总定位。”它在编辑学意义上成就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即“把选家之学转变为文学史家之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系》的编撰在文学、传播学、文献学等学科领域均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仅包含了新文学的全部“秘密”，也是对文学发难期历史的一种梳理。更为重要的是，《大系》的《论争集》对于文学思潮的演进的梳理，是在各路人员通力合作下完成的，收罗的材料之广，观点之典型性，以及独具“现身”意义的“导言”，足以证明这种编辑策略的包容性。 　　二、《讲话》规约下的文学格局与丛书出版 　　“出于政治、道德、宗教、社会秩序等各种原因，国家、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写作、出版、阅读，加以调节、控制。” 　　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