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汉中郡的战略地位分析.docVIP

两汉时期汉中郡的战略地位分析 　　“岂知高帝业，煌煌汉中起。”(陆游《先主庙次唐贞元中张俨诗韵》)汉中是西汉的兴王之地，是两汉王朝的文化胜地，是汉代秦蜀“天府之国”的枢纽地带，是两汉益州大地的门户，是张骞、李固等汉代英才诞生的热土，是汉朝、汉人、汉语、汉族等一系列“汉”文化符号产生的摇篮。因此，探讨两汉时期汉中郡的战略地位，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两汉时期，汉中郡的治所绝大部分时间在汉中盆地的汉中南郑城(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这里是西汉王朝的发祥地，是汉水上游最大的城市;西汉宣帝之后，汉中郡治所迁到西城(今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大约在东汉建武十二年(36)之后，汉中郡的治所由西城迁回南郑。《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中郡，户十万一千五百七十，口三十万六百一十四。县十二：西城，旬阳，南郑，褒中，房陵，安阳，成固，沔阳，钖，武陵，上庸，长利。”汉中郡主要统辖丹江口之上的汉水上游广大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地理志》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数和行政区划现状为依据展开地理信息的，此时汉中郡的治所在西城，故叙述汉中郡时西城列第一。唐代颜师古在给《汉书》作注时就明确指出：“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之以为数也。后皆类此。”后世的学者以为《汉书·地理志》将“西城”列为第一，就以为西城始终是汉中郡的首府，显然是错误的。 　　1 两汉的汉中郡是汉家发祥之地 　　两汉时期，实施秦蜀一体化战略，由关中盆地、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共同构成以蜀道为轴线的、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天府之国”，使这里成为大汉雄风的发源地。 　　1.1 汉起于汉中 　　“汉”文化符号中的汉与汉水有关，具有吉祥、美好等多种含义：一曰吉祥。《左传》说：“汉，水祥也。”《汉书·五行志》说：“星孛及汉。汉，水祥也。”二曰美好。萧何说：“语曰天汉，其称甚美。”三曰精华。《史记·天官书》曰：“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史记索引》曰：“水生于金，散气即水气。《河图括地象》曰河精为天汉也。”这说明“天汉”之名来源于地上的汉水。杨泉《物理论》说：“汉，水之精也。”四曰盛大。在《诗经·大雅·江汉》中，常将“汉”与“江”并称，“江汉浮浮”，“江汉汤汤”，使汉具有盛大之意。段玉裁《说文解字》说：“漾言其微，汉言其盛也。”因此，刘邦为汉王，可谓上应天象，下得民心。公元前206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同年四月，刘邦带领数万兵马，“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刘邦因势利导，筑坛拜将，起用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八月即冲出汉中，攻灭三秦。刘邦君臣在汉中郡不到半年时间，但这是改变刘邦集团命运的半年，是大汉王朝开端的时期。从此之后，汉中就成为西汉王朝的“革命圣地”。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强调西汉王朝发祥于汉中。《史记·六国年表》中说：“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由此可知，司马迁的叙述和《史记》有关人物传记的记载，无可争辩地说明汉中是西汉王朝的发祥地。东汉的史学家和普通民众也都一致公认汉中是西汉王朝的发祥地。班固在《汉书·叙传下》中说：“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项氏畔换，黜我巴、汉，西土宅心，战士愤怨。乘畔而运，席卷三秦，割据河山，保此怀民。”这里的“项氏畔换，黜我巴、汉，西土宅心，战士愤怨。乘畔而运，席卷三秦”就是讲刘邦崛起汉中的历史。《汉书·五行志》说：“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廱江水，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地震积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动。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廱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刘向以为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其后三世亡嗣，王莽篡位。”这虽然有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但“汉家本起于蜀、汉”却是历史事实。东汉王充《论衡》：“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始矣。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起于汉中，故曰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王充是博学而严谨的学者，他认为“秦起于秦，汉起于汉中，故曰秦、汉”，是汉朝发祥于汉中的最好说明。东汉建和二年(148)刻石的摩崖石刻《石门颂》云：“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更明白无误地说明汉中是名副其实的汉家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