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王朝对安宁河流域的经略与渐进式汉化.docVIP

两汉王朝对安宁河流域的经略与渐进式汉化 　　安宁河流域位于四川省西南部，为雅碧江的一级支流。由北向南流经冕宁县、喜德县、德昌县、米易县，至攀枝花桐子林附近的河口注入雅碧江。孙水河、达茨河、阿七沟、樟木沟、热水河等为其重要支流。道元《水经注》中称安宁河为孙水:“有孙水焉。水出台高县，即台登县也。……南流经邓都县，司马相如定西夷，桥孙水，即是水也。又南至会无，入若水。”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对此地进行开发，设置了越焦郡，涵盖了今凉山州、攀枝花和云南的部分地区，郡内阑县(今越西海棠)、灵关道(今越西)、苏示(今冕宁)、台登(今冕宁沪沽)、邓都(今西昌)、会无(今会理)位于安宁河干流两岸。 　　两汉时期生活在安宁河流域的人群主要是邓都夷，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史记所载的“椎结，耕田，有邑居”，死后实行二次葬，并葬于大石墓中。段渝师认为“邓人的中心在今安宁河一带，以西昌为中心，其分布的最北面达到邓峡山以北的临邓县(今四川邓峡)”，“最南面是在晋代的会无县，即今四川会理县”。“最近几十年来在安宁河流域发现的大量大石墓，就是邓人的墓葬。刘世旭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大石墓……主要分布在今四)凉山、渡口的安宁河流域，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时所设的越焦郡内”。刘先生并从这种墓葬所反映的文化特点:“耕田，有邑聚”，普遍实行二次丛葬，并根据其分布地域和所处时代来判断，认为其主人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指的“邓都夷”。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安宁河流域的西夷进行了持续的经略。从西汉到东汉，汉中央王朝因客观形势的不同而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策略，从而使安宁河流域的社会生活经历了渐进式的汉化过程。表现在文化遗存上，即发生了汉墓及中原地区同类遗物逐渐增加，而大石墓及其土著文化因素逐渐减少直至消失的现象。这种渐进式的变化，与汉中央王朝控制安宁河流域的渐进式“经略”有着深刻地联系。 　　一、两汉政府对安宁河流域的经略 　　中原统一王朝对安宁河流域的经略，从秦代即以开始，秦王朝在安宁河谷设置了邓都，后因秦灭而废，大致可以认为，秦王朝对安宁河流域并没有进行实质的统治。到了西汉王朝，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时期开始经略西南夷，新莽及东汉时期继续开发西南夷。据史书记载，两汉汉王朝对安宁河流域的西夷的开发主要有以下几个事件。 　　(一)司马相如对西夷的经略 　　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经略，可说自唐蒙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在南越了解到从夜郎经样柯江可至南越，向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为置郡，以攻南越。获武帝赞同。唐蒙厚赐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约为置吏”，并设置了键为郡。但后来唐蒙“使略通夜郎西英中，发巴蜀吏卒干人，郡又多为发转槽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为了安抚巴蜀民众，汉武帝派遣熟悉巴蜀情况的司马相如“责唐蒙”，并“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通过这次视察，司马相如了解到，唐蒙略通夜郎后，西南夷地区“邓榨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并因此认为“西夷邓、榨可置郡。这一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派遣司马相如于元光六年(前129)以中郎将的身份经营西夷。 　　司马相如对西夷的经略，主要以羁縻策略为主，并采取了如下具体措施，首先是建节，以朝廷命使的身份来开展工作，汉武帝“拜相如为郎中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其次，给西夷地区提供钱财货物，“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第三，征发巴蜀四郡的民众修筑道路桥梁。经过一番努力，司马相如“略定西夷，邓、榨、冉、雕、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置都尉，十余县”归入蜀郡。在安宁河流域则开通了灵关道，通过修孙水桥通往邓都，将西南边疆延伸到样柯江边，即所谓“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样柯为激，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邓都。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开通道路方面，司马相如也同样遇到了唐蒙开通五尺道所遇到的问题，受到了多方抵制。首先是西南夷本身“数反，发兵兴击”;其次是蜀中父老的话难;在《难蜀父老文》中，司马相如列举了蜀中父老的看法:“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蜀中父老还认为，通夜郎道已经使百姓疲惫不堪，“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并说“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司马相如据理力争，向巴蜀父老陈述开西夷的初衷:博恩广施，远抚长驾，重申了《告巴蜀太守》书中所言的汉武帝“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的雄才大略，终获蜀中父老理解;再次是朝中重臣的反对。由于修筑通往邓都的道路调拨了巴、蜀、广汉士卒数万人，“数岁，道不通，士疲饿离湿死者甚众”，受汉武帝之命前往视察的公孙弘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