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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因为什么需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哲学? 　　“欧洲中世纪哲学”，其含义是指欧洲中世纪，即从大约 500 年或更早一些时候至1 500年左右，源于古希腊思想的哲学传统。虽然我个人认为这些限定太过狭隘，但为了这次演讲，我仍然遵循通常的界定。从地理位置和语言上来看，这一哲学传统是非常宽泛的，包括拜占庭帝国的希腊语文本，西欧的拉丁语文本( 偶尔还有一些方言文本) ，伊斯兰的穆斯林、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用阿拉伯语传统向东已经延伸到中世纪最著名的评注者之一阿维森纳的出生地---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但很明显它和中国的哲学传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像“为什么当代需要研究中世纪哲学?”一样简单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固然需要回答，但我还要提出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人应当考虑研究这种不仅属于遥远的过去，而且与自己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中世纪哲学? 我将在本次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中回答这个问题。 　　就研究中世纪哲学本身的价值来说，这个首要的、一般性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一个甚至更一般性问题的回答: “为什么今天要研究过去的哲学?”我们必须要从这一个问题开始。非常奇怪的是，这是一个很少被明确提出的问题。在欧洲大陆，通常研究哲学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阅读过去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而且常常没有理由地想当然认为理应如此。相比较而言，在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传统中---这是我主要关心的---关注的焦点则是当代的哲学问题。哲学确实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思考的，因而，除了关于一个最近问题的历史之外的任何知识都是从创新研究中派生出来的。然而，几乎在所有分析传统的哲学系中，哲学史都占有一席之地---或许是一小块地方( 通常提供一个被剪裁很多、漫画式的历史) ，但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分析传统的哲学家们似乎也感觉到他们的主题与自然科学并不完全相似，并且认为学生们至少应当用一点时间来掌握哲学的历史。但他们通常并不停下来反思这样做的原因。即使当他们进行反思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时，但没有一个原因是完全令人信服的①。 　　所给出的、最平常的原因就是过去哲学中的论证与观点直接有助于促进当代的讨论。事实上，由于对过去论证与观点的直接研究几乎并没有在实质上促进今天的讨论，所以这一答案是不充分的。虽然提及过去可以为某个主题提供一个十分吸引人的导论，或者是给出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但这与实际上有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是不同的。我并不是在否认，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累积的，以至于每位过去的哲学家都做出了可以被其后的哲学家所继承的永久性贡献。但这些贡献恰恰就是被充分吸收到这一哲学传统中的东西，以至于学生们要了解这些永久性的贡献并不需要研读那些过去最初形成的文本。不可否认，这就像物理学家们仍然依赖于牛顿的工作及其成果，但很少阅读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样。例如，有一些当代哲学家们无耻地宣称自己是康德主义者，或者是彻头彻尾的托马斯主义者，但这些哲学家们只是一般性地继承了他们所认为的康德或阿奎那的观点，并用来指导他们参加当代的讨论，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从事对过去哲学进行认真研究的工作。 　　某些对过去哲学有着浓厚兴趣的、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通过提及哲学史直接有助于促进目前的讨论来证明哲学史研究的合理性是不充分的。有两位哲学家已经提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合理性证明。在安东尼·肯尼看来，为了“对付”哲学，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哲学体系整体开始的方式，并追踪每一个简单论证的各种后果。但建构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则是全部哲学史中非常少数的伟大思想家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评判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那么我们就有义务研究过去的哲学家们。即使承认肯尼关于那些伟大思想家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所证明的是研究某些过去哲学家们的合理性，而不是研究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史的合理性。理解过去的哲学要求不仅仅只聚焦于这一位或那一位孤立的伟大思想家。但根据肯尼的观点，只聚焦于那些伟大的、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最容易理解的哲学家们，并且应当忽略过去的许多时期( 当然包括中世纪) ，才是明智的做法。 　　伯纳德·威廉姆斯提出一种不同的合理性证明。他看到哲学史所起的作用: “使熟悉的变成陌生的。”威廉姆斯说，“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哲学史“必须要和现在保持着历史距离，而且为了维持其作为哲学的身份，必须如此。只有达到这种程度，它才能真正是有用的，因为正是达到这种程度，它才能帮助我们去运用过去的思想来理解我们自己的思想”。威廉姆斯的看法十分具有吸引力，但是就他所遗留的未完成的形式而言，它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仅仅向当代哲学家们展示各种论证与思想观点，而不研究它们，是几乎不可能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的。 　　既然这两种来自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的合理性证明都令人十分不满意，那就应当考虑分析哲学家们不可能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