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陈寅恪的文史之学.docVIP

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陈寅恪的文史之学 　　近二十年来陈寅恪成了文化大众敬仰的对象，这本身是个特定时期内的现象。作为学者，陈先 生的声名在他身前其实并未坠落，只是身后被短暂遗忘而已。他在成为新时代的文化名人之前始终 被看作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学者。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者一旦因缘际会地成了社会崇仰的对象，那么 就不免要付出种种代价。社会倾向于找寻能适用于一般大众文化兴趣的陈寅恪的言论，使之成为励 志的口号，或者努力要从陈氏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工作中看出其普及的意义来。这种取向的出发点本 身没有什么不妥，只是其结果常常消弭了陈寅恪思想中具有特殊内涵的层面，而这种层面又是他这 样一个思想精微的学人之特色。1932年8月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考试出题，以对对子作为主 要考题，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对对子或许也是极少数能使陈寅恪的旨趣与普罗大众的旨趣产 生交集的话题之一。对对子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也因为陈寅恪给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 的刘叔雅的一封信而大为提高，从传统的文字娱乐升级为能彰显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一种形式。 　　一、对子的正反合 　　讨论之前先要说明的是，有关1932年清华国学试题所引发的争议和陈寅烙的相关文字，学界内外研究颇多，就笔者所见，以桑兵、王震邦和罗志田三位学者的讨论最为细致①。三位学者所论，侧重有所不同，桑文的主要关涉，是陈氏对对子说在当时中西比较和文化新旧之争中的位置。王震邦对涉及这一事件的资料和具体过程有详尽的描述，讨论的侧重点虽与桑兵接近，但也有独到的观察。罗志田的文章最晚出，提醒我们应当回到对对子这一“本事”的上而，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氛围、北平《世界日报》刊载的读者评论以及陈寅烙的心理作细致分析，以求从当日的语境中去理解对对子的“本事”，即该次国文考试试题体现的文化内涵和与当时有关教育的论争的关系。他们的解读对笔者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有关键性的帮助。本人以下的论述，从这三位学者的研究中得益甚多，故略其所详，重点在分析陈寅烙的对对子论和他的文史之学的关系。 　　虽然清华国文考试一事的始末己由桑兵、王震邦、罗志田这几位学者梳理得非常清楚，为了本文讨论的方便，这里还是再简单交待一下过程。1932年8月初清华大学及研究所招考新生及转学生，陈寅咯受邀出国文试题。试题由作文和对对子两部分组成。作文题目为“梦游清华园记”。各年级生另有不同的对对子试题。试卷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对对子部分虽然只占分数的十分之一，却最受质疑。“孙行者”其实只是一年级生的对对子题之一，但由于一年级考试最为重要，加上“孙行者”本身通俗谐趣，使这一对子成为该事件争议的标志和社会话题的焦点。在不满声浪的压力下，陈寅烙不得不接受北平《世界日报》的访问，就对对子作为试题的合理性作公开答辩，这一谈话刊载于8月15日的《世界日报》②。大致相同的文字又刊载于8月17日的《清华暑期周刊》第6期上。此后，陈寅烙将他对于对对子意义的看法再加发挥，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的形式发表在该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4期上③。当陈寅烙晚年编订自己文集时，又为此信加了一个附记。此外在现存文献中，陈寅烙还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就“清华对子问题”作了说明①。 　　二、从“孙行者”到“胡适之” 　　上文解读陈寅烙对对子的“正反合”三境界的理论，接下来便可具体分析为何在陈寅烙心目中，“孙行者”这一对子的真正理想答案是“胡适之”。据当年北平《世界日报》的报导和后来一些个人回忆，当时的考生里就有答出“胡适之”的，比如周祖漠就是其中之一①。但在一般人乃至学者印象里，“胡适之”和“祖冲之”、“王引之”甚至“韩退之”等均为可接受之答案。既然陈寅烙多年之后表明“胡适之”是他心目中的答案，为何他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却避而不提，甚至让人觉得“王引之”才是最佳呢?这种回避本身倒不难理解。首先这是大学入学试题，涉及公平问题，陈寅烙虽然在出题上有出奇以张其说的一而，毕竟不会不考虑到考生应该有一种以上之选择，因此他答《世界日报》记者时说: 　　有人谓题中多绝对，并要求主题者宣布原对，余以为并非绝对，因其并非悬案多年，无人能对者。中国之大，焉知无人能对。若主题者自己拟妥一对，而将其一联出作考题，则诚有“故意 给人难题矣”。余不必定能对，亦不必发表余所对。③陈寅烙此番话表明他很清楚如果提供他自认为的最理想之答案，会引起公众的误会。其次，胡适之是当世名人，陈氏若在答记者时公开将“胡适之”作为理想答案提出，也颇不得当。但他对答出“胡适之”的周祖漠的佳评说明他并未私下掩饰他的欣赏①。 　　但关于“孙行者”的理想下联是否为”胡适之”，学界亦无定论，有学者甚至怀疑陈寅烙自己晚年相当肯定的说明，认为陈出题时心中未必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