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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黄鸭”看视觉营销 　　由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创作的公共艺术品“大黄鸭”从2013年开始火遍全中国，它是一只高16.5米、重600公斤的巨型黄色橡皮鸭。它由PVC材料制成，由3名工人花费3周时间缝合完成，需要4个充气机同时工作半小时才能完成充气。这件公共艺术作品的创作原型是小黄鸭玩具，但人们小时候的玩具种类纷繁复杂，为何唯独选用了小黄鸭作为创作原型呢?截至2014年8月，这件作品已经在荷兰、法国、日本、新西兰等13个国家的22个不同城市展出。作品的世界性对其选材的地域性有所影响，小黄鸭是全世界大多数人童年的经典玩具代表，它承载着这些人共同的童年日常生活回忆，是一种具有时代印记的符号象征。它与普通大众之间没有特殊界限，能激起不同国家、年龄层次、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共有的集体记忆。因此，选用小黄鸭作为创作原型易于引发公众共鸣，引起社会广泛的话题讨论，成为公众与媒体共同关注的焦点。 　　“大黄鸭”每到一处都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2013年5月它出现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引来了数百万名游客争相与之合影。同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大黄鸭”出现在北京园博园与颐和园，同样吸引无数“鸭粉”的狂热围观，也为衍生品出售、住宿、餐饮等周边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据主办方估算，在“大黄鸭”展示期间，门票、游船、餐饮等相关收入超过两亿元。 　　“大黄鸭”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一件公共艺术品为何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笔者认为“大黄鸭”视觉营销的成功离不开以下四点特性： 　　一、娱乐性 　　“大黄鸭”的卡通化形态十分可爱，造型生动而单纯，它滚圆的身体自如地浮在水面上，显得悠闲自在。由于它放置于户外开阔的空间，高纯度的大面积黄色和周围水域的蓝灰色产生强烈对比，就像一种明艳的黄色催化剂，在空间背景的反衬和突显下格外醒目，使观众印象深刻。 　　不论“大黄鸭”出现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观众看见它都不禁会心一笑，甚至立刻惊喜地大叫一声，人们纷纷微笑着与它合影，在那一瞬间忘却日常生活的压力与烦恼，这种简单直接的情感流露是对作品感染力的最佳诠释。“大黄鸭”向人们证实了艺术不只是枯燥、痛苦、严肃或者是看起来非常深沉的东西，它也可以很简单、轻松、快乐，很“接地气”。艺术能以一种娱乐的、大众普及的形态出现，而以往那些大多数过于严肃、深沉、晦涩的艺术品，曲高和寡。高高在上的艺术迫使人们习惯性地去思索和寻觅作品背后的深沉含义与隐喻，这个耗费脑力的过程本身就不是大众所期望的，更加难以触碰到普通大众的心灵，调动观众的兴趣点，引发共鸣。 　　事实上，霍夫曼并不是第一个“放大”物品的艺术家，瑞典公共艺术家克拉斯·欧登伯格创作的一批城市雕塑都是将日常小物件进行放大，如木头夹子、汤勺、锤子与钳子等。杰夫昆斯的“气球狗”也同样采用了放大的艺术表现手法。但霍夫曼的创作不是为了挑战或打破人们的某种观念，只是希望人们重拾那个未被制式化灌输的纯真视野，海阔天空地释放人性中最本能的快乐，并更加长久地传递下去，也许霍夫曼的“放大”是“放大快乐”。他曾在一家艺术中心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大黄鸭项目会尽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如果50年以后大黄鸭依旧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的话，我会依旧做下去，即使到了86岁我也会。” 　　二、戏剧性 　　“大黄鸭”最大的特点就是作品的体积非常大，这个“大”非常重要，首先因为大会抓住人们的视线，让大家停下来驻足观看，并且因为它很大，就会使人绕着这个作品走一圈，较为全面地观看这个作品，将自己置身于这个公共空间中。此时，人们的视角会发生改变，原本可以握在手中把玩的小物件现在变成自己的几十倍。相对而言，人们个体变小，这种颠倒性的转变打破视觉经验，让人产生时空错位的感觉，富有冲击力与戏剧性。当人们和“大黄鸭”同处于一个公共空间，不论是1米6还是1米8高的人在作品面前都很快变得渺小，它在不知不觉中赋予人们新的视角去重新观察周围的一切。人们习惯于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总是匆忙地从一个地点奔波到下一个地点，而面对身边的事物，我们常常麻木漠视，丢失了好奇与发现，甚至不再去观看了。当我们从中跳脱出来，以局外人的眼光看观众与“大黄鸭”的关系，辨不同国家、城市的观众与“大黄鸭”的关系，我们会发现物、人、景构成的城市景观和社会图像也有所不同。 　　此外，它提醒我们思考如何认识自己。人类以地球上最智慧最文明的物种自居，时常沉溺在食物链最顶端的位置无法自拔，倘若我们以“大黄鸭”的视角来观看人类，这些人云亦云、跟风看热闹、此起彼伏地高举手机向“我们”按下快门、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媒介上晒行径的“小生物”是否显得不那么智慧?他们暴露在公共场所中随意扔垃圾、吐唾沫、翻围栏、穿马路的行为是否也并不显得文明?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