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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魏均田制性质的新理解探讨 本文对于北魏均田制的性质的综述，着重于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角度去分析，尽量完整的呈现北魏均田制从最初的相关思想的萌芽、发展、推广以及伴随整个过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土壤，在此基础上综合各方的研究方法，研究其对北魏均田制的性质的分析。 一、从鲜卑族的兴起到北魏鲜卑拓跋族建立政权 鲜卑族兴起于公元一世纪左右，关于其名称字号的来源因与本文所研究的主题相距甚远，所以无需细究。但是一项制度的产生必定有其文明的根源，而文明的演变是连续不断的，是不同的群体的文化不断碰撞交流的过程。北魏均田制的产生亦是如此，均田思想的萌芽到后世称之为的均田制的形成，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绝非北魏鲜卑拓跋族一旦建立政权马上就有了均田制，马上就放弃了部落文化、游牧的习俗，并完全汉化，融入定居的农耕文化。其实，鲜卑族的文化与汉族的文化是不断交流的，史书上举凡可见的争战便是有力的证明，因此不能武断的从北魏鲜卑拓跋族政权的建立开始划清各种界限，而应当从鲜卑族的文化的演进的历史沿革来把握北魏鲜卑拓跋族政权推行的一些政策法令，所以从鲜卑族的兴起开始讨论可以还原一个比较单一的文明的因素，伴随着鲜卑族的迁徙发展，研究鲜卑族的经济思想的变化才能较为准确的把握北魏均田制的性质。 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今西喇木伦河流域以北的东蒙古草原，住有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后来形成为一个大的部落结合，在中国史上，视此一结合的游牧人为鲜卑。鲜卑人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主要的职业是畜牧和打猎。但是从一世纪左右开始，鲜卑人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定居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和汉朝进行了大量的贸易往来，鲜卑族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难免会带来利益的争端，战争不再单纯地是一种防御手段，进一步成为鲜卑人掠夺资源、扩大领地的有力手段，直至鲜卑拓跋族建立政权掠夺式的战争才告一段落。在这一时期，鲜卑人内部的各个部落纷纷建国，说明虽然鲜卑人获得的掠夺式战争的好处，但是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消耗资源，破坏领地，而是为了占领疆土，直接坐享定居生活的果实，由此可以看出，鲜卑族已经充分了解关内的文化生活，他们希望寄生于整个的汉族之上，又不希望破坏这种先进于他们的定居生活方式。至此，关于鲜卑族的看法只是个人的推测而已，但是相对于目前各家对于北魏鲜卑拓跋族政权的论述，这种推测还是不失常理的。 基于以上推测，北魏鲜卑拓跋族政权可以描述为铁蹄定江山，跑马圈地，坐享荣华，胁依汉室贵族，安邦兴业。如果简单地将鲜卑族涉及的战争定性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暴力行径，那么北魏鲜卑拓跋族政权的政权要想建立绝非易事，而且鲜卑族与汉族的交往历史已经两百多年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足以使两个民族之间建立信任，鲜卑族的征战意在占领而非烧杀抢掠，既然是战争，伤亡也在所难免。更何况，鲜卑族是游牧民族，擅长于迁徙征战，文化上本就具有天然的侵略优势，并且五胡十六国时代，百家争鸣，如果纯粹是连年征战，想必早已民不聊生。可以推测，当时的生产生活状态是亦战亦农，不是纯粹的争夺政权而全力以赴的战争，在各个皇权贵族的领地之内还是存在着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的，领地之内必定较少受到战争骚扰，这也可以解释大量荫付户口的存在。 二、北魏初期的社会性质 北魏鲜卑拓跋族政权建立到均田令颁布前夕近百年间，北魏劝课农桑、计口受田、移民垦田、实行军屯、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等发展生产的史料俯拾即是，我们勿庸烦赘，仅摘《食货志》可见一斑： “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田河北，自五原至于才固阳塞外为屯田。……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余万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缺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解。……真君中，恭宗下令修农职之教，事在《帝纪》。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太安初，遣使者二十余辈循行天下，观风俗，视民所疾苦，诏使者察诸州郡垦殖田亩、饮食衣服、间里虚实、盗贼劫掠、贫富强劣而罚之。自此牧守颇改前弊，民以安业。……山东之民咸勤于征戍转运，帝(献文)深以为念，遂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 以上可以基本反映，鲜卑拓跋族政权面临的基本状况。近一百年间，鲜卑拓跋族政权一直在推行计口授田、移民垦田的思想方针，暂且不论是否存在大量荒田，可以肯定的是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乐观的数字，这也是鲜卑拓跋族政权推行这一方针政策的信心。所谓计口授田，授田应该只是鼓励，目的在于计口，做人口统计；所谓移民垦田，应该是真正的分配田地的政策。鲜卑拓跋族政权这么做的原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