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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域民族史书写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分析 　　近十余年来，区域民族史的编写日渐活跃。一些大型的区域民族史的编写纷纷启动。如《西藏通史》、《新疆通史》、《内蒙通史》、《云南通史》等等。这些大型地方史编写虽然多按区域的名称来命名，但主要内涵却是边疆的民族史。自2011年笔者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的研究与编纂”并任首席专家以来，如何从新的视角来编写区域民族史，如何在区域民族史的编写中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就一直困扰我，成为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问题。在此困扰和思考之下，我先后翻阅了不少相关史料和中外有关区域史和民族史方面的论著，以图打开思路和视野，从中得到一些新的思想和启示。下面，结合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就区域民族史编写中涉及的若干问题谈一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区域民族史编写如何创新:从两个“不变”和一个“变”谈起 　　大体说来，在历史研究中，或者说在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中，有两个基本“不变”。一个是史料基本不变，尽管我们总是在不断发掘一些新的史料，证伪一些旧的史料，但是，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主干J胜史料是基本不变的。第二个不变，是构成历史主要轮廓的那些历史事实基本不变，这和第一个不变有密切关系。由于主干性的史料基本不变，因此，源于这些主干性史料的基本历史事实也大体不变。但是，在两个基本“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东西却一直在变，这就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理解。这种变不但是持续的、常态化的，而且很大程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必随之而变。既然人的思想和观念在不断变化着，所以人们对既往历史的看法、理解和解读也不断发生着改变。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吾德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之。 　　所以，从历史研究与书写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史料、历史事实、我们对历史的看法这三个纬度来加以考量，从三者的两个基本不变和一个永续和常态化的变的角度来审视，当我们面对着区域民族史的编写，面对着在区域民族史编写中如何创新这样一个问题时，首先需要检讨和反省的乃是传统上我们对中国区域民族史的立场与看法。我们需要审视和思考中国社会的变化趋势、时代的特点及需求，审视和思考传统上我们看待中国区域民族史的视角、立场和方式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我认为，这是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在中国区域民族史的编写上能否有所开拓和创新，并取得新进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对中国传统民族史观的几点反思 　　那么，传统上我们看待中国区域民族史的视角和立场存在着哪些偏颇和局限?这是我们在区域民族史编写中首先需要检讨和反思的。 　　我个人认为，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中国历史观念中始终存在一种对民族因素相对忽视的倾向。这种倾向，突出表现于我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一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部分是华夏体系，即中原正统政权或朝代发展演变、更迭的历史，这个历史开始的年代甚早，从夏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另一个是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周边非汉人群系统的历史。在我们的历史观念及语境中，前者居于主导，后者处于从属，前者是主体，后者是附属。两者之间虽有频繁的交叉和交流，但也主要是华夏即中原地区正统的部分如何向外扩张，如何将周边非汉人群系统的部分逐步纳人中原正统的统治之下。可以说，这样的中国历史观念长期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人们的思维范式，给人们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带来了很大的偏颇和局限性。例如，目前在中国历史的书写中，主要形成了两种文本体系，一种是“中国通史”的体系，另一种是“中国民族史”的体系，前者以华夏正统为主线，并主要按中原地区朝代演变、更迭来书写。后者则主要是以二十四史中“四夷传”为主干材料，集中来写今天少数民族或历史上属于非汉人群的历史。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民族史”，大多属于这一类型。形成这两种不同的书写体系，主要和二十四史的文体及分类体系有关，确切地说，也是和历史上传统士大夫的“中国观”和立场有关。因为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观念中，对周边四夷始终存在着一种轻视、排斥或歧视的倾向。尽管这两种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写体系有它一定的方便与合理之处，但是这种将中原正统与周边“四夷”截然两分、彼此割裂开来的书写体系却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使我们对中国历史整体面貌的认识和理解受到割裂与制约，缺乏一种全局性的整体视野，同时在空间上也丧失或忽视了更广阔的地域与民族背景。 　　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包括了新疆、内蒙、西藏这样一些辽阔非汉民族区域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多民族交汇、聚合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两个事实不可忽视。其一，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冲突、交汇、联系所结出的一个最大果实，即是形成了今天汉族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汉族是中国历史上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