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劳工保护条款研究.docVIP

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劳工保护条款研究 　　曾几何时， 国际劳工标准、劳工权利等人权只是国际劳工组织(ILO) 关注的一个狭窄、技术性领域的问题(乌·贝克、哈贝马斯， 2000)。但近年来， 劳工保护问题日益成为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 BIT) 谈判中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2012 年公布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在强调投资保护和自由化同时对劳工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回应， 扩大了缔约方的劳工保护义务。在2013 年启动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 欧盟的目标之一就是努力确保缔约方不能弱化或减损国内劳工立法或标准或放松核心劳工标准或立法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EU， 2013)。双边投资协定正成为发达国家在国际劳工组织体制外强化劳工保护的重要机制。在此背景下，对双边投资协定中劳工保护制度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现在或将来商签双边投资协定时订制合理的劳工保护制度提供借鉴。 　　一、缘起： 双边投资协定纳入劳工保护条款的动因 　　劳工问题并不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传统议题之一。事实上， 在近一个世纪之前， 绝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在其投资条约缔约实践中不涉及劳工保护问题是“常态”(OECD， 2006)。晚近双边投资协定将劳工保护事项纳入其中有着深刻的动因。具体而言： (1) 从经济上看， 国际投资与劳工保护联系紧密。紧密的经贸投资关系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及对基本劳工权利的尊重。然而， 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投资自由化以及全球性生产体系的形成加剧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性， 强化了资本对劳工的控制， 外国投资者侵害劳工合法权益的事件屡有发生， 如不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报酬、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强迫工人超时加班等等。跨国公司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可以重新选择生产地点或威胁重新选择生产地点， 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之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 更是坚定地维持国内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甚至放松劳工保护标准以吸引或鼓励投资。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 双重身份的发达国家担心某些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竞相放松劳工标准导致资本的大量外流，认为这会扭曲投资领域的公平竞争， 不仅有损本国利益， 更会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因而极力主张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纳入相应劳工条款以防止劳工保护标准的“向下竞争”。(2) 从发达国家的策略上看， 双边投资协定正成为发达国家强化劳工保护的重要途径。 在全球治理中， 劳工领域建立了权威性国际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来协调各成员国的劳工保护政策。国际劳工组织主张“通过劳工立法来改善劳工状况”，通过公约和建议书的形式制定国际劳工标准， 确定基本劳工权益， 此外还设立了报告机制、陈述(representation) 机制和申诉(complaint) 机制等保障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能得到有效实施。但国际劳工组织的上述执行机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监督机制， 只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宪章》第33 条所适用的特别程序例外(杨松才，2008)。国际劳工组织虽然在2000 年针对缅甸强迫劳动事件启动过宪章第33 条， 促使缅甸的劳动保护状况得到提高， 但国际劳工组织仍通常被认为是“没有牙齿的”(Kimberly Ann Elliott， 2000)。正因为ILO 体制并没有完全满足发达国家对劳工保护的较高要求， 发达国家转而通过“体制转换” 策略， 选择更易实现其目标的双边投资协定作为防范投资领域的不公平竞争、推行基本劳工保护的重要工具。正是基于投资保护与劳工保护的相互关联和发达国家强化劳工保护义务的需要，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纳入劳工保护条款， 为缔约国确定劳工保护义务， 防范投资领域的不公平竞争， 避免以损害劳工保护利益为代价来追求投资自由化。 　　二、立法模式： 协定文本的分析 　　20世纪90 年代以来， 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国际投资实践中成为一个日益引起关注的问题， 新一代的双边投资协定纷纷纳入包括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可持续发展条款(邢厚媛， 2013)。劳工保护条款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美国、比利时/ 卢森堡、奥地利、日本以及加拿大等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缔约国在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时可以根据现实需要选择不同模式构建其投资协定劳工保护规范。 　　(一) “序言” 模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BIT 带有先天的“资本输出国烙印”， 因此BIT 从形式到内容大都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核心， 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考虑到维护东道国的权益问题(余劲松， 2011)。随着国际社会对投资协定“失衡” 问题的关注， 一些国际投资条约开始在序言中出现反映劳工保护需求的内容， 试图在投资保护与东道国利益间实现“再平衡” (Julia Hueckel， 2012)。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