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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的法制建设及评价 　　法制思想的历史是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改变而改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制思想，反映着其相应社会的物质生活特点。作为一个政权创建者的清太祖努尔哈赤，正是因为他重视法制，善于运用法制工具进行阶级社会的创建和改革，才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国君主之一。努尔哈赤从一个女真族小部落的酋长，经过30多年的奋斗成长为一国之君，其成长过程也正是他的法制思想不断成熟的过程。 　　一、重视法律，神化法理 　　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强化统治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努尔哈赤时期的法制建设也是在定国政的过程中渐进的。多年的军政实践使努尔哈赤认识到法制的重要性，他曾告诫诸子和众侄“若谓为国之道何认为坚，则事贵乎诚，法令贵乎严密完备。毁弃良谋，轻慢所定之严格法令者，乃无益于政，国之鬼祟也”因此，努尔哈赤把立法提到了“立国之道”的高度。清太祖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以前，其社会大致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当时尚无法制可言，所有的至多不过是一些原始的习惯法而已。起兵后的第五年即1587年，由努尔哈赤亲定的第一条法律诞生了: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这是走向法制社会的第一步。等到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创建后金政权之后，军政法律制度也随之得以逐步建设。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对于后金的发展、壮大，乃至于而后清朝入主中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使国人守法，努尔哈赤还利用满洲族人的迷信心理，从天道观上论证他的法律制度，他说:“治国家者，尚宽大，秉公诚，乃能传业久远，基业巩固，……故人存心公正，天赐百福，存心邪匿，天降百殃”，认为公平地执行审判，是“顺天意”，如果“改变天的法度，违天背理”就要遭到“天灭”，指出明朝的衰败就是一个例证。努尔哈赤的法治理念中有了儒家的“天人感应”思想。不仅如此，努尔哈赤还接受了儒家的“君权神授”思想。努尔哈赤经历了由家而国、由族长到汗的发展过程，王权和族权的双重支柱，使得他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专制主义的权威。后金政权的诸臣都是“君所任也”。必须“敬念乃职”，一切“尊之”、“显之”、“诛之”、“黑出之”的大权，均操之于努尔哈赤之手。就法律形式而言，努尔哈赤的谕令就是最重要的法律，对国对家都有必须遵守的约束力。汗令与国法的相通，不仅在努尔哈赤的思想中是很自然的，即使他的宗室部属也都视为理所当然。努尔哈赤还假借天意来辩护他的统治地位，说:“君，天所立也”，并把他推行的政策说成是“上合天心”，以此来使国人服从他的统治。 　　二、创建司法，公平审判 　　在满族社会由传统的习惯法向封建国家的成文法转变过程中，1615年即后金政权建立的前一年，具有着特殊意义。此前，还不能说具备了完整意义上的法制内涵，也仅仅具有“禁约”、“禁令”的意思而已。还没有出现法制机构，对于违法的审断并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而是象囊括其他事务一样，笼统地由努尔哈赤本人乃至诸贝勒兼理。那么，自努尔哈赤起兵，经过几十年的酝酿、准备，到这时已初步具备了并且开始步入制度化、正规化的法制轨道。法律的作用是将社会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不同利益的阶层有所依据。鉴于明末因司法黑暗、贿赂公行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国势衰微的现象，努尔哈赤非常重视司法审判。他把“理政”和“听讼”连结在一起，建立了层层会审的“偕众听断”制度。1615年他颁布新法制，设理政诉讼大臣5人，都堂20人，负责审理诉讼，并规定，发生诉讼由都堂，五大臣，众贝勒逐级经众审理，重大案件由他亲自审理裁决。在审判中努尔哈赤强调两点，一是:经重审理，然后入告。为了改变满洲贵族拥有对本族所属成员断狱治罪的传统权力，他告诫贝勒大臣们说:“凡事不可一人独断，如一人独断，必致生乱。”二是:他宣布:“国人有事，当诉于公所，毋得诉于诸臣之家。凡诉于私家不执送公所者治罪不贷”。 　　1621年(天命六年)12月，“都堂汤古岱去海州戍守，因随意判罪，定罪，削五十两银的功。”“瓦尔哈额齐克不报告法官，把绑的人随意放了。定罪，削十五两银的功。”1622年(天命七年)6月，“迈塔礼父贝勒(四贝勒)的备御，随便地打有罪的人，随便地分派，随便地定罪，随便地释放，所以定罪银十五两的罪。”严格诉讼程序的规定一方面树立国家的权威，消除氏族制残余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重公议、禁私断，“勿索财物、秉公执法”的思想要求。 　　三、严明执法，惩治犯罪 　　法律是一种规范社会的特殊形式，对社会生活起指导作用的。女真族建立政权后，由于所辖部落分散，战争频繁，诸申(自由的部落成员)依照旧习，仍以采参，打猎为名，随意离开部落，成群结队地到处游荡，甚至远达朝鲜王国境内。有人借机掠夺、干坏事;有的一去不反，在朝鲜王国乞求定居。这种混乱状态影响着建州经济发展和集体军事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