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的偶像破坏行为及后果.docVIP

商代晚期的偶像破坏行为及后果 　　偶像破坏是指有原则的攻击特定对象的行为，其主要是针对对象所指事物或它们与所代表力量的联系。因为，在利用和崇拜偶像的社会里，偶像符号代表的事物有超越对象的巨大力量，其所体现或代表的力量可以是一位神明、某个社会集体或者一种观念;破坏偶像思想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是通过偶像的物质存在来攻击偶像所指事物，由于所指事物要么难以触及，要么通过偶像特别易受伤害。生命体(超自然的形象、人物、动物)的物化形象是最常见的偶像，似乎也最能激发偶像破坏的狂热，而物化的形象因其与心满意得的解释者之间的距离，似乎为攻击或大肆侮辱所表现的内容提供了一条比较便捷的途径;同时，偶像破坏行为也可以是谴责或惩罚偶像所代表的人或超自然形象。 　　大量考古发掘与研究结果表明:武王伐纣所列帝辛罪状绝非无的放矢，而是言之有据。殷墟甲骨卜辞是商代晚期统治者占卜问事的重要记录，目前发现的甲骨卜辞以武丁时期最多，占卜内容繁杂，大至祭祀、征伐、年岁、天象，小至田猎、旬夕、疾病、梦幻、生育等等。由此可见，至少在武丁前后，统治者的鬼神观念还是非常浓重的，事无大小，皆占卜以问吉凶。但祖庚、祖甲以降，统治者对自然神抵及远世先祖之祭祀愈来愈少，而对上甲以下诸先公先王的祭祀则愈加频繁，而且形成循环性的“周祭”;与此同时，占卜之人似乎也由之前的“争”、“宾”等职业贞人集团变成了王本人;帝乙、帝辛时期占卜的频率似乎大为减少，因为目前发现的属于这一阶段的甲骨卜辞比较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帝辛“惟妇言是用”、“憨弃厥肆祀，弗答”的行为明显有悖于武丁时期事无巨细皆占卜以问吉凶之传统。 　　据此，笔者以为:商代晚期统治者对自然神抵与远世先祖祭祀频率及日常占卜频率的下降，尤其是帝辛“惟妇言是用”、憨弃厥肆祀，弗答”之行为，似乎是在抵制祭祀及占卜仪式所代表的鬼神力量的实际存在，有意压制民众对鬼神力量的崇拜，降低宗教对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削弱贞人集团势力，藉此加强世俗王权。 　　此外，商代晚期商王名号前冠以“帝”字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一种偶像破坏行为。殷墟甲骨卜辞中，“帝”共有三种用法，或为名词“上帝”或“帝”，或为助词蹄祭之蹄，或为庙号的区别字，如帝甲、文武帝等毛“帝”或“上帝”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自然神之一，管理自然与下国的主宰，具有很大的权威，殷墟甲骨常见帝“令雨”、“令风”、“降字另”、“降食”、“降若(不祥、不顺)”、“受佑(指商王受帝佑护)”之舔“上帝”或“帝”还常常发施号令，其不但施令于人间，而且自有朝廷，有使、臣之类供奔走者，帝五臣正、帝五工臣、帝五臣、帝工所指皆上帝之臣正，其中帝五工臣、帝五臣正可能还与《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述邦子一段话有关。 　　吉德韦认为，武丁时期以后，商王占卜不再向“帝”贞问有关下雨、打雷或是寻求“帝”的准许或支持;而有关“帝”的记录的消失说明，商王的自信随其对自己祖先权力的依赖而逐渐增加，“帝”的存在对他们而言逐渐变得无关紧要，或是他们逐渐认识到“帝”的意志太神秘莫测以致对“帝”的意图的贞问是劳而不获;商王庙号前冠以“帝”号或许表明商人意识中祖先神秘性的增加。 　　对于商代晚期商王名号前冠以“帝”字的现象，学界目前虽然尚无定论，但考虑到帝武乙的“射天”及帝辛“惟妇言是用;憨弃厥肆祀”之举，笔者认为:后世商王在前世商王名号前冠以“帝”字现象的发生，绝非偶然，此举可能意在淡化“帝”或“上帝”之神秘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破除整个社会对“帝”或“上帝”威严的崇拜，打压宗教集团势力，进而建立“王权崇拜”，加强世俗王权之威严。徐良高先生也认为“自祖庚开始，把直系父辈先王称帝，无非是为了强化自己权力的合法性披上一件神圣外衣”，“以强化个人的神圣性和权威”。 　　在推崇偶像的社会里，偶像符号所指事物具有超越对象的巨大力量，偶像崇拜现象存在并发展的背后，势必存在相应的政治或宗教集团从中获益，破坏偶像是明确抵制偶像所代表力量的实际存在的行为，也是打击偶像所代表利益集团的行为。商代晚期武乙、帝辛的偶像破坏行为意在打压推崇偶像崇拜的宗教集团的势力，但他们的破坏行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不谐因素，因此可称得上是一次可怕的失败。 　　武乙时期破坏偶像行为产生的后果，虽然传世文献中语焉不详，但从后世史官如西汉司马迁对其行为所持批判态度可略见一斑。 　　首先，司马迁对武乙的记述仅有“与天神搏”、“射天”及“武乙震死”三件事，而不见其它，足见司马迁对此事之重视，也显示出司马迁认为这些事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殷益衰”的重要原因。 Qk 　　武乙、帝辛的教训者的姿态，不仅未能劝服复杂的信众群体，反倒激起他们强烈的反抗情绪，这一情绪遍布商人内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