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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家任务的地方各级法院宪法地位统合 　　1.作为组织手段的地方各级法院宪法地位 　　常规时期的正常政治是国家机关宪法地位确定的前提，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严峻的政治社会形势下，巩固新生政权和维护中央权威是国家根本任务。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75和1978年宪法规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这具有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和革命手段的强制性，要求集中力量进行运动式治理，提高复杂形势的决断力，保证目标任务的一致性，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并通过相应制度实现领导，这就决定了国家机关高度集权和垂直动员的组织结构特征。在这种政治逻辑下，在整个国家层面上构建高度集权组织结构，形成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组织架构，以有效性完成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这也是地方各级法地方化和行政化组织架构的根本原因，以保证政令的统一和高效，将法院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打击反革命，维护社会稳定，捍卫人民民主专政。 　　1982年宪法规定中国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对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中心的回应。地方各级法院组织属性的双重性可以发挥地方竞争的作用，加上法制不健全，通过政策调控权力关系，也要求地方各级法院在组织上融入地方，为其组织合法性提供了条件，提高与地方党政机关的议价能力，否则地方和法院的协调面临着诸多组织成本“两个积极性”和中央与地方商量办事的原则作为一种非正式化宪政策略具有特定时空背景下央地关系的宪制意义，既要防止地方主义，还要防止部门主义，将对地方各级法院的权力由上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地方国家机构共同行使实现制衡，降低制度化不足的权力推诱风险，同时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免还为地方各级法院提供了民主正当性基础。此外，1994年前财政制度也决定了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经费来源于地方，以保障地方各级法院的运作，提供相应的经费保障。因此，地方各级法院的组织属性与行政区划系统的同构具有合理性，但1982年宪法己经对组织属性的地方化做了模糊化规定，为未来地方各级法院宪法地位的统合提供了宪法依据。 　　2.基于国家任务变迁的司法功能重构 　　随着现代社会的祛魅，宗教、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等功能式微，法律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法律稳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的要求与司法实践中实质正义的追求的张力不断增大，司法不断趋向发展乃至创造法律。随着权利革命的兴起、政治博弈的复杂化和后威权政体的变迁，司法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决策机构之一。随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改变、制度环境的转换和国家机关的功能分殊，司法权也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任何公共组织都必须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当今社会进入存量改革阶段，法院的合法性应建立在公正高效权威的效能合法性基础上，司法的功能随之改变。详言之，第一，中国的权力秩序发生了改变，单一集中权力秩序模式逐渐向多元分散、共享和层级分权型权力结构模式转变，国家逐步向社会放权，国家权力机关向其常委会和“一府两院”放权，中央逐步向地方放权，国家权力秩序发生了变化。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社会流动不断加速，公民的个体性和主体性显现，国家对社会的深度控制己不可能，加上部分国家权力缺乏制约，法律规定碎片化，缺乏制度化吸纳机制。虽然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的关系逐渐走向法治化，但中央权力具有聚合性、统摄性，而地方权力则具有内敛性，以地方利益为诉求，二者存在张力。司法作为动态的监督机制可以在中央和地方权力秩序重构过程中再均衡，可以发挥地方先行先试的积极性，对其行为进行框范，而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只会导致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在博弈内耗中加深和巩固了失衡状况，中央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不断通过行政化的手段。国家应转换规制地方权的方式，在横向上加强法院对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的制约，优化权力运行机制。司法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技术性处理，从而化解社会矛盾，整合国家权力秩序。第二，司法权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是纠偏性权力，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入宪法，法院的人权保障功能不断凸显。第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成，很多领域都有法可依，加之法治国家建设的加速和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法院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通过司法或审判的社会治理逐渐成为现实。 　　3.地方各级法院宪法地位的统合 　　组织社会学认为组织是社会与个人的中介，组织结构决定了行为中人的基本行为指向，组织的结构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的组织结构只有具有一定功能才有意义;而一定的功能则依赖于一定的组织结构才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