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查氏水西庄雅集的江南文化探析.docVIP

天津查氏水西庄雅集的江南文化探析 清代雍乾之际，天津查氏水西庄雅集盛极一时，为此时北方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然而，尽管水西庄地处北方，其雅集不可能腾离特定的物理空间，难免受所处地域文化的渗透，但总体而言，水西庄雅集较少朔北文化特质，而表现出浓郁的江南特色。这种江南特色却反而崇高了水西庄在南北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深化了其雅集内涵，使之成为雍乾之际诗坛一道独特的景观，值得我们关注与讨论。 一、地缘、人缘 ：天津水西庄文化的江南因子 历来南北文化有着鲜明的分野。以中原、齐鲁、燕赵为代表的北方文化推尊儒学、注重理性、讲究实际、强调规范，有着山一般的浑厚质感 ；以江南、楚地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好尚老庄、偏重感性、追求浪漫、崇尚自由，有着水一般的灵动气韵。不同的文化类型往往以其附著之地命名。作为文化承载空间的地域概念既指地理位置，也是行政区划，更是意象空间。作为意象空间的江南，有着鲜明的感性化、个性化、诗意化色彩。所谓雅集的“江南化”，正是指非江南区域发生的雅集文事，其参与主体却体现出较多的江南人格，其活动空间也氤氲着典型的江南气韵，无论就内在精神还是外在形式看，都含孕着江南文化因子，表现出浓郁的江南特色。北方雅集的江南化特征的形成与江南文化的地位以及影响力、亲和力有关。历史上中国文化中心曾经有过三次南迁的波澜，大体说来，自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后，雅集文事一般就较多地集中于江南。尽管元明清都定都北京，但北、南大体呈现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分离的态势，江南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基本未变。这一方面是由于江南人乐山乐水、唯美尚文、崇尚自由、好尚享乐的诗意追求更贴合人之本性 ；另一方面则因江南风和日丽、山柔水软、物阜民丰的自然条件足以承载支撑之故。因而江南文事频举、雅集叠兴，且多在私家园林中，呈现出率意潇洒、闲适自足的名士风流，绮丽而又细腻。比较而言，北方文会则相对较少，这既跟北方人志在兼济的现实追求有关，也受制于北方粗犷雄放、相对糙劣的自然条件。尤其是清代前中期，满族政权出于钳制喉舌、控扼士气的需要，曾一度限制文人集会，北方作为强权统治的中心，受政权威慑，文会雅集自然较前代更少，且往往弥漫着浓郁的政治气息和衙署气味，朴质而典重。以消闲娱乐为目的或以情感抒发、唯美追求为取尚的纯文学雅集，朔北远不及江南兴盛。即便有，也多呈现出南北文人融合交互的场景，展现出南北文化互动的双重特质。因为，行商或仕宦的江南文人作为江南文化传承的主体游走四方，使江南文化以其较强的亲和力影响及于北方，因而，即使是北方的文会，其主事者往往也是江南人。北方文会的江南化现象，在天津水西庄雅集中表现得就很典型。 天津属燕赵之地，位于运河之岸、河海之冲，枕河而襟海，既是畿辅门户，又是天子渡口，还是北方泽国，其文化是北方文化、运河文化、海洋文化兼容的产物，体现出包容开放、多元并存的特点。正是这种兼容，使天津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既奄有众长、又自成一体的特色，其中尤不可忽略的是江南文化质素。 由于北依燕山、扼守京畿，又地处水陆交汇之要冲的特殊地理位置，天津向来是古代军事重镇，“自故明设卫止，修武备而生齿未繁，文教未兴”。因而，可以说“尚勇力而椎鲁不文”，是清代以前天津的传统特色。到雍正三年（1725），天津改卫为州，雍正九年（1731）又升州为府，始得“邑属赤望，沐浴圣化”，并迅速发展成为“户诗书而人礼让”的新兴文化城市。而在这过程中，江南士商的大量涌入对其地域文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江南文化借运河之便北上，在北方文教积淀不深的津门获得了生存的空间。正是文化上的兼容并包、广吸博纳，使原本就有北方之水乡泽国自然条件和地理样貌的天津赢得了“小江南”之称。查为仁曾有《采菱曲》二首，其中有句云“漫说直沽风物异，有人曾唤小江南”，汪沆《津门杂事诗》亦谓天津“唤作小江南也称，僧衣一带抱回塘”。地志中说“天津一城，三面临河，大海在其东南，三角淀绕其西北”，其水域之富并不亚于江南。杨柳青绿柳依依、海光寺沃野无垠、城南郊水田百顷，随处可见疑似江南的景致。同时，毗邻渤海、岸靠运河的地理优势，也使天津的鱼盐漕运十分发达。商贾萃集之处，都兴土木、造园林，吸纳天下文士，其热闹繁盛颇可比肩江南。较著名的私家园林有龙氏的玉红草堂、佟氏的沧浪考槃、安氏的沽水草堂、金氏的岭南轩、张氏的遂闲堂及问津园等，这些园林莫不“宛有江南村落风景”。这种充满江南特色的景观风貌和经济情状为天津一地的文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且其岸靠的运河直通吴越，南北往来的士商尤以江南人居多。曾有学者对《天津县志》《续天津县志》《天津县新志》所载的清初由外地迁至天津者的原籍做过地域分类，发现其中来自江浙的人占大半。这些北迁的南人不仅推动了津门经济的发展，更为其带来了江南水乡文化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