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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伦理的融合分析 　　20 世纪 60 年代，作为伦理学王国的新锐力量，工程伦理学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逐渐积累、发展和蓄势，工程伦理学在西方已进入起飞阶段。但工程和伦理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对于工程是否需要伦理辅佐这一基本前提，却始终存在多元化声音。拥护者有之，反对声浪也不弱。有学者尽管承认技术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都凸显人的意志，工程师一旦选择和应用技术，就必须为其担负一切伦理责任，但却辩称“工程师只是实现企业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即：工程师只是依照雇主意愿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应用于实践，哪怕工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也非工程师所能控制，更非工程师良善的本意，而应当归咎于现代工程的巨型化和组织机构的官僚化。汉斯bull;萨克塞就是这一论点的坚定支持者，他将“中性的工具”看作“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的手段。另有学者批评工程伦理的概念被从业者误读，使得本属非伦理的工程行为披上了伦理外衣。最突出的表现是：工程师常把提高技术效率误解为评价自身在道德上表现为善的重要维度。还有学者认同工程伦理的必要性，但在工程伦理的研究内容上，与主流派别存在较大争议。例如，约翰bull;莱德就主张工程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不应当包含工程学会所制定的伦理准则。再如，塞缪尔bull;佛罗曼则坚持“工程师的基本职责只是把工程干好。只要工程具有合法性，不论其在道德上是否遭遇拷问，工程师都应当不折不扣地履行职责”。他把伦理素养等同于个人良心，认为工程师的道德观念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如法律规范和工程标准具有客观性和操作性。因此，他主张应该依靠法律条文、技术规章和政治程序而不是伦理道德来解决工程中的社会问题。 　　以上论述说明：一方面，工程伦理学发展至今，已经累积了极为可观的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助于疏通为“技术至上论”所淤塞的系统思维通道，不再将工程与伦理隔绝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阵营;另一方面，在工程伦理学发展状况仅处于刚刚“起步”而非“起飞”态势的中国，让业界人士接受工程伦理理念并践行之，尚存较大阻力。只有从根源上理解工程与伦理的密不可分性，才能促进工程界理解、接受并肯定工程伦理学的重要价值，并将工程决策与伦理考量集合起来，落实“为大多数人设计与建造”的理念。 　　1 工程伦理的本质 　　工程伦理首先是一套道德原则，这套原则涉及到个人承诺、专业权利和职业理想，被从事工程的人们所认同;然后才是一门学科，其学科目标即是将该原则应用于工程实践且经过实践检验。工程伦理作为社会实验的实践性特征以及作为伦理准则的规范性特征，其本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伦理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具有专业知识、自主性、威信及利他主义特征的工程师，而是工程共同体。一方面，虽然工程师是工程决策的参谋者，工程方案的提供者、阐释者，工程活动的设计者、执行者以及监督者，其“发动机”作用无可替代，但工程偏重“集体性活动”。工程活动的主体是工程共同体，由投资人、工程师、管理人员、工人及其他利益群体组成。工程伦理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工程参与者与工程活动家所面对的相关伦理问题。另一方面，工程伦理学的研究起点是工程师职业伦理(关于工程师的伦理)，即基于狭义视角研究工程师在职业活动中对雇主、公众、环境、社会所担负的责任。工程主体的多元化构成使得工程伦理研究应从广义视角予以考虑，即“关于工程的伦理”，注重对工程共同体的决策伦理、管理伦理和工程活动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伦理问题之研究。 　　(2)工程伦理有助于实现“把好的工程做好”的善举，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指引工程向善的方向发展。工程活动强调以人类利益为导向，应用科学原理最优化地将自然资源转换为工程产品。它并非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宗旨的应用科学知识的求解过程，而是一个摸索和试错的过程，是非善恶等伦理问题渗透其中。工程本身并不直接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善。工程伦理涉及“义务、权利和理想”等价值判断，能为工程师面对善恶摇摆时的伦理抉择提供道德法则。二是促进良善工程的实现。在面临道德问题时，工程人员易遭遇难以正确识别道德问题的尴尬，时常陷入伦理抉择的两难困境。而工程伦理恰恰在培养工程人员道德敏感、道德抉择等方面效果显著。 　　(3)工程伦理包含一定的规范和原则。《牛津英汉百科大辞典》界定“伦理是道德规范”，是“人际关系中所共同遵守的规范”。相应地，工程伦理对于工程从业者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吁求，必然建立在工程人员的认知机制与工程活动的实践原则之上。工程师可由判断力(Urteilskraft)将伦理法则适用于个案，或依据实践智慧(Phronesis)对不同境域加以审慎衡量。工程伦理规范言明了工程人员应利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善尽其责，达成增进社会福祉的目的，发挥服务和保护公众，教育、激励、支持负责任的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