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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史学中的新文化史转向 　　本文介绍的是美国和拉美国家的拉美史学者对拉美新文化史的贡献。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两大类,一是由年鉴学派派生出来的各种观点,二是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观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美史学观点发生了新的转向,其中之一是新文化史的出现。关于新文化史,拉美学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一致的定义,但对新文化史的特征,拉美史学者却有明确的描述。如埃里克?范?杨在《新文化史来到古老的墨西哥》一文中提到,新文化史的主要特征是:注重心态研究,注重底层群体研究;对资料来源和文本解释持高度批判的立场;在历史撰写中有某种向归纳法的转向。玛丽.凯.沃恩在《对墨西哥革命中农民政治的文化研究》一文中认为,新文化史的共性表现在四个方面:1.强调主观性、去中心和表达;2.赞同文化创造意图、指导行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斗争的对象;3.相信权力的分散性和多重性,敏锐地意识到权力和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关的;4.方法论上强调民族志。②新文化史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隐私、亲密关系、性问题,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疯狂史、边缘群体史、大众文化史,种族问题、生态问题,等等。?新文化史之所以兴起,既有现实原因,也有理论来源,后者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受到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的影晌。以下仅介绍拉美新文化史的几个突出侧面。 　　一、底层研究 　　底层研究不仅仅是关注底层群体(奴隶、印第安人、妇女、农民、工人等),而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研究下层群体对上层社会乃至国家的影响。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成果,如吉尔伯特.约瑟夫的《论拉美土匪的足迹:农民反抗的反思》?,帕特里夏?锡德的《殖民与后殖民话语》,费尔南多.科罗尼尔和朱莉.斯库尔斯基的《肢解和记住的国家:政治暴力在委内瑞拉的语义》,费尔南多.科罗尼尔的《倾听底层:新殖民主义国家的诗学》,等等。而弗洛伦西亚.E.马龙撰写的《农民和国家:后殖民时期墨西哥和秘鲁的形成》算得上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在这部作者费时20年完成的著作中,马龙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墨西哥和秘鲁有许多相似性,但在20世纪前30年的发展轨迹却有巨大的差异?她选择了墨西哥中部的普埃布拉山区、莫雷洛斯州和秘鲁的胡宁、卡哈马卡地区进行案例剖析,在大量阅读档案文献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两国的民众政治文化与话语。 　　二、家庭史、日常生活史和性别史 　　家庭史、日常生活史和性别史的兴起源于三种力量的合流。一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妇女研究的兴盛,70年代在女权主义运动影响下,拉美妇女研究受到重视;8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脱离独裁,带来了对历史研究和妇女研究的体制资源的增加,涌现出许多关于拉美妇女的学术上的新话题和新辩论,如在墨西哥和巴西,对殖民地时期的性、道德秩序和日常生活的历史得到新的关注。二是在拉美活跃的家庭史、受欧洲微观史学影响的社会史、美国的“新社会史”,以及其他受福柯和法国心态史影响的文化史重叠在一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拉美历史上核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父权制家庭,受到了对妇女史、日常生活史、非精英历史感兴趣的社会史学家、人口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新审视。 　　三、新文化史对墨西哥革命研究的影响 　　墨西哥革命之后,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经历了官方史学(20世纪30年代至1968年)、修正派史学(196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新文化史影响的、批判修正派史学的d“后修正派史学”逐渐兴起,这主要是由于: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地方上的、跨区域的革命经验(如恰帕斯农民起义),对墨西哥革命后国家的力量、农村的同质性和农民的可操纵性提出了疑问。大量的研究表明,墨西哥革命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农民在地方和区域层次参与的多样性。其次,历史学家在考察墨西哥农村时,在对农民的比较研究中使用了新的概念;尤其是在詹姆斯.斯科特早期著作中,关于农民道德经济和生存伦理的概念和他随后的对农民机构和抗议的分析。 　　另外,玛丽.凯.沃恩写的《革命中的文化政治:1930-1940年墨西哥的教师、农民和学校》,分析了 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国家教育政策在农村实施中所遇到的冲突和矛盾,旨在表明国家与农村社区之间力量的互动和影响。斯蒂芬和沃恩编辑的《鹰与圣女:1920-1940年墨西哥民族与文化革命》?,探讨了国家的文化概念、爱国主义和公民身份形成的方式;尤其注意了因墨西哥革命带来的这一进程的复杂性,代表国家力量的“鹰”与代表宗教和地方保守势力的“圣女”之间的较量。作者认为,“鹰”与“圣女”之间的谈判,可以找到让二者都能够生存下去的方法而不至于重新回到相互残杀的境地。这两部书都是后修正派史学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