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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隋朝对杭州的经营 　　杭州是六大古都之一，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但严格说来，杭州历史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在隋代之前仅仅是地处钱塘江畔的山区小县;隋以后则发展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到宋元时期甚至一度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城市。从中可以发现，隋代是杭州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主要因为当时朝廷着力经营杭州，实施的重要措施包括设置杭州(余杭郡)，开筑州城和把杭州作为大运河的南起点这三项。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措施是对前代特别是六朝时期钱唐县(杭州城原为钱唐县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继承。但在隋代，由于江南的特殊形势，实施这些措施还有着现实的军事政治考虑。 　　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学界就隋代经营杭州的相关情况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王士伦的《三徙州治，始建州城---隋代杭州的建置及城垣范围》一文，此文介绍了隋初杭州三徙州治的情况及其历史背景，并重点考证了隋代杭州城的四方边界。胡国枢、徐明二人合著的《沟通江河连接湖海---隋代大运河与杭州》一文介绍了隋代运河的开凿情况及其对杭州城和杭州(余杭郡)的影响。另外，在许多讨论杭州历史或者是杭州城市史的论著中，都强调了隋代经营杭州的情况。比如谭其骧先生在《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中，对于隋代的建设多有着墨，认为“杭州成为大都会的基础至此业已具备”。魏嵩山先生的《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一文和《浙江通史·隋唐五代卷》的第三章内容也都详细介绍了隋代杭州城的有关情况。 　　本文试图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隋朝对于杭州城的经营情况，并分析隋朝经营杭州的大历史背景以及当时朝廷的政策考虑，以期加深对于隋代江南地区历史的理解。 　　一 　　开皇九年隋平陈，统一中国。同年在江南地区改州废郡，以故陈之钱塘郡为杭州，领有钱塘、余杭、于潜、富阳四县。后又陆续领盐官和武康二县，至隋末，已是东南一大州。隋初经营杭州的另一大举措是开皇十年，杨素在平定江南叛乱时，将杭州州治移到钱塘，“(开皇)十一年复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修筑了杭州州城。王存《元丰九域志》中载：“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可见其规模之大。这两件事奠定了日后杭州和杭州城的发展基础，可以说是影响深远。但在当时，杭州建制的提升与杭州城的修筑，并非首先是杭州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与隋文帝时期的江南政策和江南形势密不可分。 　　隋文帝在平陈之后，对江南地区一直实行的是武力控制的政策，这从调整江南地区行政区划与转移若干大郡郡治的举措上就可看出一些端倪。开皇九年在江南地区废郡设州，虽是对平陈之前就已实施之政策的沿袭，但江南是新征服区，因而此次调整必然要因应当地的形势。此次调整的举措大致有：平毁建康城垣，以原先之宫室做农田，于石头城置蒋州;废吴兴郡，其北部划归苏州(吴郡)，南部划归杭州(余杭郡);将吴郡治所迁出吴县，搬往州城西南十五里的横山东麓。原来的江南大郡，一郡被废，两郡的治所被转移，显然是有防范江南地方势力的考虑。此外，在县一级的区划调整上也有类似考虑。至陈代，整个浙江地区(即今日浙江省之范围)共有五十余县，谭其骧先生认为，这五十余县大致是因为经济发展而自发形成的。隋代进行县域调整之后，县的数目被省并一半，只留下二十余个。这样规模的调整已经大大超出了革前朝之弊的范畴，暗藏着压制地方势力的考量。 　　同时，开皇九年至十一年间的江南局势也是风雨飘摇。平陈之役虽然较为顺利，但由于一系列政策的失误，开皇十年，江南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江表自东晋已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于是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凌、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诏以杨素为行军总管以讨之。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和形势影响下，文帝时期对于杭州的经营必然带有强烈的军事政治意义。 　　杨素于开皇十一年开筑杭州州城，当时正是其在江南平叛之时。据史籍记载，杨素在浙西地区的平叛行动进展的较为顺利，很快推进到钱塘江沿岸，展开对于盘踞在越州之高智慧部的行动。但其在浙东的平叛行动不如之前顺利。虽然击退了高智慧部，但并没有将其完全消灭。“智慧逃入海”，仍有残余势力。后杨素“又破沈孝彻于温州，步道向天台，指临海，逐捕遗逸，前后百余战”，“高智慧走保闽、越”，投奔了据守泉州的王国庆。最后杨素利用王国庆的轻敌，泛海而至，“国庆遑遽弃州走。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密令人说国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