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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书写的空间向度与比较的文学史建构 　　一 　　文学史的概念含义，细致分析起来，应该有两层:一是有关文学发展的史实，二是有关文学历史的叙事。但二者并非可以截然分开，从深层次上看，双方是质料与形式的关系。作为质料的文学史，只是某种尚待实现的潜能，要成为现实，必须被形式化。事实上，我们所能真正触及的必定都是被赋予了形式的文学史，亦即文学史叙事。而在这叙事形式的背后，显然是观念的力量在起作用。然而，文学史书写中的观念力量确乎常常是潜隐的，含而不露。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实质料的客观性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史家共有的对于历史的再现企图。文学史书写总是有意无意地以知识考古式的叙事策略来剖陈历史、还原在场。即便如此，它实际所营构出的，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真实的幻觉，却掩盖不了观念介入的痕迹。诚然，文学史家们无不大张旗鼓地践行所谓史论结合的写史原则，在文学史叙事中以标新立异、彰明史识为荣。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普遍、公开地史论结合、标举史识，让人见怪不怪，造成了“灯下黑”的局面，人们在承认并允纳文学史书写的主观倾向时，却往往无视那些看似客观真实的叙事或书写行为中也隐藏着观念，譬如，文学史的分期。 　　文学史的分期，是文学史书写最首要的步骤，它不仅决定着文学史书写的体例和结构，还蕴含着书写者对文学史发展脉络的特定理解。文学史分期实际涉及的“仅仅是可能的目标建构，其性质取决于它形成于其中的相关性标准、分类系统和社会方言与话语的叙事结构。同时它们和在每种话语中都有表现的个人及集体的利益纠缠不清。换句话说:每一作家或学者群体划分文学发展的方式都不一样，因为文学发展代表着由他们的社会方言表达出来的种种特殊观点和利益。”变动不居的文学史分期形式折射着书写者们千差万别的主体诉求，同一文学的发展由此呈现为不同的文学史形态。因此，文学史的分期绝不仅仅基于时间范畴。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是，这些不同形式的分期毕竟是在同一个文学发展历程中做出的。文学史分期上形成的差异，与其说是时间差异，毋宁说是观念差异。但是，或许又可以进一步试问:这里的观念差异又源自哪里呢?恐怕应该是与书写者各自所处的语境密切相关。 　　文学史分期的观念差异，一定意义上导致了不同书写者的对抗。这种对抗如果放在不同时代语境的书写者之间，便自然蕴藏了某种变革性。发生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可以笼统称之为“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就是文学史书写在大变革时代释放巨大的变革能量的一个典型，影响至今，引人深思。这一思潮肇端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在《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活动中达到顶峰。这场热潮自始至终的一个最显著的“重写”行动，就体现在文学史的分期上。对此，论者麇集如云。但有一个问题仍值得反复思量，那就是:“重写”者们在义无反顾地极力打破既定的文学史分期界限时奉行的所谓文学整体观，是否确实带来了他们所宣称的文学史的真正扩容?他们的重写，会不会是对文学史的另一种裁剪?的确，“重写”者们深刻洞察到，以往的文学史分期并非天经地义，而是为政治话语权力所宰制。故此，他们有意从文学史的分期入手，做了规避，如著名“重写”者钱理群所云，“把时间往前提，使(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能够从革命史的附属中解脱出来。” 　　二 　　“重写文学史”潮流的最终落幕，据亲历者云，直接原因在于政治气候。“重写”者一直以来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努力坚持的空间区隔被压碎，同时被压碎的还有纯文学的幻觉。“重写”者们的遭遇体验，或许比他们的文学史叙述更能深切地说明文学的整体性。“真正有效的‘整体性’大概应该是历史语境化的‘整体性’”，不可否认，“重写”者的文学整体观之中也并不缺少起码的语境意识。文学的现代化，作为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结构框架，恐怕同时也包含着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所处的历史语境的总体理解。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解更深远，也更宽广。“重写文学史”的缘起，即不满于狭隘的“政治的文学史”，而代之以“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史叙事主调，不仅开启了一个长远纵深的时间向度，以便对文学史进程做连贯一致的线性描述，而且还确实开辟了一种空间性的语境层面，将复杂多样的文学史现象集结起来，并置对观，以现代性视角相发明，有利于呈现丰富、全面的文学史整体。受此启发，有学者提出“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命题，尤其竭力为长期遭遇文学史冷落和排挤的现代通俗文学张目，其首要理据便是:“揭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序幕的，责无旁贷地是由中国传统文人中能接受社会转型洗礼的作家们---即现在被我们称为通俗作家们---来承担的。”而且，“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受着市场的‘指挥’的同时，也时时会直接或间接地受着现代中国时潮和文潮的影响与制约，在时潮、文潮与市场的‘合力’中，……形成了它与新文学的主流派别各异却又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