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doc

【哲学历史】[胡小伟] 「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 胡小伟 苏轼《东坡志林?怀古》（《东坡全集》卷一百一，文渊阁四库本）云： 「王彭甞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宋代「说话」有「说三分」一科，且有专擅之艺人。据南渡之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说： 「孙寛、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祥、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吴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杂扮。外入孙三，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元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影戏》：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异其说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于此可知三国一段历史,在宋代已经成为「说话」和影戏的表演内容之一，此其常识之谈，故略而不论。按关羽崇拜之起源演变牵扯复杂，笔者已有数篇文章论及。⑵宋代「说三分」即《三国志》的文学化和大众化所以会在仁宗朝骤然兴起，应该还有具体原因。不妨拈出苏轼（1036－1101）为例，略为申述之。 以上引用之三则，不过是本文的逻辑框架。把看似毫不相干的人、事拉扯一起，前人之惯伎耳。可能是故意制造商业噱头，也可能是靠张力取得论证空间。欲知本文如何，且听一一分解。 一，史观论断：「帝魏帝晋」与「尊刘贬曹」  以苏轼为例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历史观念之转变，在北宋颇具代表性。 《三国志演义》「尊刘贬曹」倾向的形成，无疑与宋代理学兴起，尤其是朱熹（1130－1200）之《通鉴纲目》的盛行有关。而原其初始，则起于欧阳修（1007－1072）康定元年（1040年）著《原正统论》引起的「正统」之争。⑶要言之，具体到三国史，欧阳修在《明正统论》中表明了他的选择：「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面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⑷用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后集》总结的话，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熹）作《纲目》以纠之。」笑到最后，笑得最好，还是朱熹理学之论占据了历史的上风。 青年苏轼赞成欧公「魏统」之论，他在至和二年（1055年）未登第时，已撰有《后正统论?辨论二》反驳章望之。⑸事实上，眉山三苏对蜀刘政权及诸葛亮都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如苏洵（1009－1066）以为「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权书?强弱篇》）「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苏轼《诸葛亮论》则批评说：「取之于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并历数「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俯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并断言「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絶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东坡全集》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本）在《魏武帝论》中则径称「帝（曹操）」为「智者」，唯「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惜其赤壁之败而未能统一天下。（《全集》卷四十二）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顺带还批评到刘备，以为：「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宋文鉴》卷九十九）可见尽管三苏是蜀人「蜀党」，当时却丝毫不以帝蜀为意。⑹ 在参与国事，尤其是经历「党争」以后，中年苏轼的情感观点发生显著变化。如赞扬孔明：「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空余蜿蜒迹，使我寒涙垂。」（《全集卷二十七?隆中》）⑺元丰元年（1078年）在徐州刺史任上《答范纯甫》诗，又说：「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⑻遭遇「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所作《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均撰于元丰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