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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日佔的初期，社會秩序大亂 ，糧食供應短缺，不少市民被迫逃難至內地，造成很多人家散人亡，戰後電影事業也因而停頓下來。 過去許多書籍多集中在講述民生受苦的一面，學生對日治的理解也多集中於政治層面，民生困苦及人們被壓迫的情況上。 究竟在這艱辛的環境下，香港市民還有沒有娛樂？香港的電影事業在三零年開始起飛，它如何受到戰事的影響？ 這專題研究希望讓你們認識另一層面的狀況 。 1942-25年間真的沒有電影上映過？ 在圖表一中，我們可以發現淪陷期間，只有一部製作﹝事實上它也只是日人利用香港電影人製作的電影﹞，這正如之前所說1942-25年間是香港電影史上的黑暗期。 以下有些資料顯示了兩個不同的情況： 支持黑暗期的說法 《香港日報》1942年4月11日有如下的報導： 「戰後，電影事業停頓，除了老闆和有積蓄的大明星外，其餘都被捲進了貧困的漩渦，跟生活作肉搏戰。能夠登台演戲的當然比較好，不能登台的就以小生意為業。攝影師有做了雜架攤老闆，錄音師做收買舊料商人，編劇家改行投稿或者跟做小生意，工人則多轉行做苦力，或者其他粗重工夫，導演人有做經紀，有做劇團的舞台監督，也有做運輸商的助手，以謀生計。但是僅能維持個人，家屬還得另想辦法。」 反對黑暗期的說法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 「……在報導部影畫檢閱所的指導下，各組合開了聯席會議，並決定影片上映系統和票價……時局雖然艱難，看電影以消遣苦悶的人也不少。電影院因為一般成本不高，也勉強可以維持營業。」 支持？反對？ 以上兩個資料，《香港日報》為當時的一手資料，報導了即時的情況；《日佔時期的香港》則是學者研事的論著。兩個資料性質不同，所表達出來的問題也不同；另外， 《香港日報》所報導的是1942年初的情況，與《日佔時期的香港》從整體角度看當時的情況便又不同。 不過，在戰時的一份報章《華僑日報》上，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情況，原來在42至44年間都有一些電影廣告刊登。若從這份報章觀之，在圖表一上所反映的是否有矛盾？ 《華僑日報》上所刊登的電影廣告： 電影需要觀眾，然而日治時期民生困苦，電影觀眾何來？ 按資料顯示，三年零八個月是香港市民一個艱難的時期，從甚麼地方我們可以找到有關日治時期民生的狀況？ 若果實際的情形那麼壞，市民根本沒有甚麼多餘的金錢看戲，何以報章上仍會有電影廣告？它吸引甚麼人去看？ 《華僑日報》所反映的似乎與民生狀況不乎，然而若沒有觀眾，這些廣告又有何用？何以見得市民會有能力去看戲？ 《華僑日報》所刊登的反映了甚麼意義？ 圖表二：生活水平比較 以當時軍票作為價格單位 圖表二反映了甚麼訊息？ 與解答市民為何會去戲院看戲有關嗎？ 《華僑日報》所反映的意義： 請思考： 一、日政府讓報章上刊登這類電影廣告有甚麼目的？ 二、所謂的電影廣告究竟指甚麼範圍？ 三、實際上映的究竟是甚麼影片？ 四、有甚麼戲院、架構、票價？ 五、日政府對電影的態度？有甚麼目的？ 港九戲院票價 日政府如何控制上映的電影？有甚麼規則？ 《映畫演劇檢閱規則》、報道部的「映畫檢閱所」分別列明上映規則，及需要許可證才可上映或演出。 在日治時期所播放的粵語、國語舊片便以文藝愛情為主，不牽涉人民、國家及國恨情仇的電影。 例如： 除了以上的影片外，你還找到其他影片嗎？你覺得這類型電影對當時民生有甚麼影響？ 除了本地的舊製作外，也有日本片，這是所謂的新片。大多數是一些愛情電影，並均來自「東映」、「松竹」的製作。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所謂的樣版戲，如李香蘭主演的《萬世流芳》，講林則徐焚銷鴉片的故事；《奴隸船》講述華人被賣豬仔的故事；《支那之夜》講中日青年的戀愛。 也有一些紀錄片，如： 1942年2月14日，日本人攝製的《香港戰事大寫真》； 1942年12月8日，香港公映了由「香港總督部報道部」贊助，「香港電影協會」攝製的紀錄片《新生的香港》。 樣版戲和紀錄片本身對日政府的政治宣傳起了甚麼作用？ 電影人的態度？ 面對當前局勢、生活困局，電影工作者如何自處？ 日本人對待他們的態度是怎樣？ 日治時期，香港只拍了一部《香港攻略戰》，事實上這部片也是由日本人所開拍的，當中大部份的工作人員均為日本人，演員方面只有紫羅蓮一位香港演員參與演出。 為甚麼日本人要開拍這部片呢？ 你們的工作： 第一階段：﹝考試後到二月中旬﹞ 1. 請細心思考以上的各項問題； 2. 上網查看有關香港淪陷的民生、娛樂資料； 3. 到圖書館借閱有關香港淪陷的歷史書籍，增加對於日治時期的了解。 參考書目： ﹝一﹞香港歷史檔案館 ─ 日治時期香港的資料目錄： ? 1.Ward, Robert S.,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Enemy’s Techniques of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