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影响译作选择的因素分析.docVIP

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影响译作选择的因素分析 　　一、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时代背景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全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下深受战乱之苦。“抗战期间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是一个例外,战争和地理因素促使它迅速地具备着一个规模,加上政治因素造成大批文化人才的聚集,在很多时期内形成了大后方一个文化中心点。”(杨益群,1985)。当时桂林由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地方势力统治,为获得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政府对言论和出版采取宽松的政策,这为桂林文化的迅速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大批国内文化团体、图书报刊出版发行机构在桂林成立;大批文学家、翻译家、剧作家也涌进桂林,创作和翻译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作品。 　　二、桂林抗战文化城背景下翻译的繁荣景象 　　如上所述,抗战时期的桂林拥有许多发展文化的有利条件。在桂林有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战时桂林的翻译活动,那就是“繁荣”。翻译活动在那时体现为三个特点:数量大,种类多,质量高。 　　三、桂林抗战文化城时代背景下译作的选择 　　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翻译家对作品的选择。翻译家们对作品的选择往往不再拘泥于个人的审美和兴趣,更重要的是和整个时代背景相连,满足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生活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并激励人们的抗战热情。 　　(一)翻译作品的选择,往往同时代的思潮密切相关 　　全面抗战爆发后,翻译曾一度受挫,但很快就重整旗鼓,慢慢壮大起来。翻译家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也显现出鲜明的战时特色。首先,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在抗日救亡的精神感召下,中国翻译文学中战争题材逐渐增加。其次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翻译家着重对苏联法西斯文学作品进行译介。例如在《文学译报》刊登的法捷耶夫的《胜利的保证》(洪济译),班台莱耶夫的《小姑娘》(彭慧译),巴比尔的《觉醒》(秦似译);还有在《翻译杂志》先后发表的西蒙诺夫的《等待着我》(铁铉译),卡斯西里的《一刻钟》等。 　　(二)翻译作品的选择,以满足战时国内读者的精神需要为基准 　　抗战时期硝烟弥漫,民不聊生。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为国家赢得自由和解放是当时中国人民共同的愿望,所以桂林的读者最喜欢的作品是与抗击侵略者相关的。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一愿望,翻译家翻译了很多这样的作品。一些外国名著生动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对人民的残忍剥削,虽然这些作品不能直接参加抗战,但它们能鼓起人们反抗黑暗社会的勇气以及满足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精神的追求,所以,抗战时期的翻译家选择翻译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该作品以一战为背景,描写了人们在战争中丧失家园,表达了对侵略者极大的仇恨。 　　(四)翻译作品的选择,与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人审美趣味相关 u 　　译者一方面要考虑作品的社会价值,优先选择那具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的经典名著;另一方面,译者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在生活经历、艺术审美观上相近的作家的作品。抗战时期,桂林的翻译工作者们对外国文艺译作情有独钟,《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兄们》《白痴》,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狄更斯的作品都深受读者欢迎。但翻译家们在作品选择时也会以自己的审美情趣为标准。 　　四、结语 　　翻译即选择。从翻译作品所处社会背景、人文环境等外在因素来分析翻译工作者对作品的选择,能为这些选择找到更多更重要的有价值依据。翻译行为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并为所处的时代服务。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异常繁荣的时期,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抗战文化史》),翻译前辈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为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并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精心选择,留下了许多译作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