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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学术研究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语境中，“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地理大发现之后，不同文明之间得以接触、碰撞、冲突、融合，人类历史步入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阶段，整个人类文明逐步走向一个整体化的现代文明，而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较之以往变得便捷和频繁。在人类生活逐渐“全球化”或“一体化”之时，现代学术的展开也必然趋于“会通”。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变革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外历史的会通”，应当成为中国的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意识与研究目标。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既是当下和未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途径，也应该成为中国史学研究在新时代中的学术自觉。 　　2014年10月11-12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主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2014年度工作会议”在西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主题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与会学者就该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一致认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己经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值得认真研究。 　　一、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 　　张岂之(西北大学):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与教学是相隔离的，从相互关联上加以阐述，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太多。中国史研究如果离开世界史的背景，恐怕会影响对中国史特色的阐述-因为特色总是在相互比较中才能看清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如果离开中国史主体，也很难真正理解研究世界史的意义和目的。“会通”一词出于《易·大传·系辞上》，意思是汇合贯通。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中认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形似、传承、会通。我1946至1950年在北大哲学系读本科，汤先生先后讲授了印度哲学、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四门课程。这就是汤先生在治学方而的中外会通意识。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道理也是一样的。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他讲到的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态度应该是: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的文明;正确进行文明的学习和借鉴;科学地对待文化传统，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这也是中国史与外国史会通研究的基本原则。中国史与外国史的会通，并不是一跳而就的事情，需要历史学家们汇聚共识，逐步积累经验，使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意识真正地深入到我们的历史学学科建设中去，用以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我国大学的历史教学，并由此推动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我所理解的“世界史”，应该是有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没有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不成其为世界史，只能叫外国史。我发现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史撰述中，研究外国史的中国史家出现得越来越少。写到19世纪晚期的中国史学，还注意魏源、黄遵宪、夏燮、徐继舍、王韬等对外国的研究和撰述，但是写到20世纪中期以后，就很少出现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了。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缺陷。如果在中国史学史里不充分反映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的同行的成果，那么中国史学史就不完整，也不利于外国学者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因此，要重视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进而从这样一个角度摸索和总结中外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会通的过程。从取长补短、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角度来看，中外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会通是非常必要的。 林坛(吉林大学):中国考古研究的发展，需要在两方而得到加强。 　　第一，要跟外国考古发现及研究相会通;第二，要与历史研究相会通。从考古学研究实践中有很多实例可以说明，研究中国的问题，假如只看中国的材料，不看外国的材料，不与国外考古的相关认识联系起来，对于历史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匈奴起源的问题，《史记》等史籍中都认为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也就是文献中北方的戎狄，王国维等人也是这个看法。中国考古学者起初对蒙古和俄国考古了解不多，便认为在战国以前中国北方地区凡是非华夏的遗存都是早期匈奴。《历史研究》曾发表过《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一文，竟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都是圆底的，附会匈奴人是夏后氏后裔，这在人种上、文化上都根本不能成立。现在综合中、蒙、俄三国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属北亚蒙古人种的匈奴本来不在长城地带，到战国时才从蒙古高原下来的。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战国时期在长城地带既有北亚蒙古人种的人，又有东亚蒙古人种的人，历史记载中的戎狄是东亚蒙古人种，并非战国时新出现的“胡”(匈奴、东胡)。所以，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