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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遗民对周初思想的变迁 　　上世纪初王国维撰写了《殷周制度论》一文，开篇即断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此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概言之，此论断有其不可抹杀之处，即看到了殷周之际的思想文化变迁，看到了三代文化阶段性的中断。但是，这一观点却未对商周文化继承性的连续给予足够的关注。孔子曾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夏、商、周三代文化是一个相互联系、前后承继的完整系统，其中固然存在阶段性的中断，这种中断体现在思想的突破和升华上，而突破和升华要在一定的思想文化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我们极有必要对三代文化的连续性给予相当的重视。 　　人们在分析殷周之际的思想变迁时，通常将焦点聚集在周人本身的探索与努力上，特别表现为对文、武、周公思想的重视，但思想的突破和新思想的产生必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渐进发展的。本文选取了思想文化的承载者-人作为研究对象，思想的演变固然有总体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活跃于社会中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传播性的人更是我们探讨思想文化“继承”和“变革”的活生生的素材。通过考察殷遗民在殷末周初的处境和表现，可以发现，周初思想的突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推根原始，如此重大的观念突破，虽由周人对自己胜利合法性的解释，却也未尝不可能根植于商代长期在宗教上的摸索。易言之，殷人在商朝末年面对将要发生的巨大变革时就己经产生了相当的思想突破，殷人的这些思想变革对周初思想的变迁必然会产生影响。可以说，殷人的新思想是周初思想变革的先导。 　　遗民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遗民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的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何谓“遗民”?”遗民”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血缘、地缘乃至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核才是“遗民”概念的本然。只有承载了殷商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思想文化因素的殷人后裔，才能被称为“殷遗民”。 　　殷遗民是殷商思想文化的载体，商王朝虽然灭亡，但是商文化却继续存活了下来，这些文化不只存在于殷人的“典册”之中，也同样存在于殷遗民的思想与行为之中，而后者可能更为重要。随着商朝的灭亡，殷代遗民被迁移、分散到了周王朝的许多地区，使得商文化所流布的范围可能比殷商灭亡之前还要大，这就为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地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且，身受亡国之痛的殷遗民离乡背井，在社会变迁和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想传统的冲击下，他们本身就会进行十分深刻的反思。故国为什么会灭亡、周人为什么会勃兴、原来的宗教信仰还有没有改进的途径等等问题都会成为他们思考的对象，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都会聚焦到一点上effUt，即天命观，这恰恰与周人的思考合拍。就某些方面来说，殷人对于天命观、对于上帝和鬼神信仰的思考或许要较周人更为深刻。因为他们的思想境界本来就比原来作为附属国的周人要高，而且他们亲身经历了殷周之际风起云涌的政治社会变迁，这些都会促使他们思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摆脱亡国的悲痛，而这可以说是中国遗民文化的常态。 　　总结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在殷商末年，伴随着殷商统治者的暴政和殷人思想文明程度的提升，对上帝和鬼神的信仰己经产生了一定的动摇，殷人中的优秀智识分子对此进行了长久而深刻的思考，而且当时大批有知识、有思想、有觉悟的殷代贵族智识分子投靠了朝气蓬勃的周王朝;周初新思想特别是周公的思想正是在殷末智识分子对前代思想文化的总结和对殷周之际天下大势的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不能抹杀和轻视殷人对于周初思想变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