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荡寇志》与《水浒传》中的宋江.docVIP

比较《荡寇志》与《水浒传》中的宋江 　　宋江在《水浒传》中被塑造为一位忠义英雄。他虽然屈沉下僚，倍受奸臣迫害，仍秉持忠义之心，怀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济世理想。他反对贪官污吏，又定意把一颗“忠心”报效当朝皇帝，由以往《水浒传》的书名题写为《忠义水浒传》即可见作者用心。《荡寇志》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处开始续写，这一取材决定了作者否定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但这绝非偶然现象，是有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渊源的。嘉庆、道光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康乾盛世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兼并，农业衰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面对农民起义的空前高涨，清政府在采取武力镇压的同时大兴文字狱，《水浒》等类小说也在其列。政府屡次申明严禁，然《水浒》类小说仍流传甚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人士大夫们在“士”的责任感召下，怀着拯救时弊的满腔热情，把政治理想投注于小说中。而俞万春决定通过改造《水浒》故事来维护正统，可以说是时代与身世造就了他独特的《荡寇志》。他并非简单否定宋江这一形象，而是从小说细微处和关键处着眼，经过艺术加工升华，多元化地呈现出一个被颠覆的宋江形象。 　　一、表里如一的英雄与外伪内狡的强盗 　　肖像描写是对人物的容貌、身材、服饰及仪表、风度等特征的描写，是塑造“典型人物的手段之一”，通过对人物的肖像描写来达到以“形”传“神”的目的。肖像描写小同，产生的人物性格本质也小同。《水浒传》中宋江“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鬓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此处眉、目、耳、口等八句41个字着眼于其外貌，但笔触所及已略有精神内涵。与之相比，《荡寇志》中关于宋江的肖像描写很少，仅写其在战争中被陈丽卿用箭射伤左目，致使五官有缺。缺失一目给宋江带来严重的后果，被人唤为“瞎强盗”“瞎贼”。通常好人有好相，坏人有坏相是英雄传奇小说的一种传统写法和思想。在海盗、土匪、山贼中，独眼龙形象鲜有普类，这种以貌取人的思想根深蒂固。作者如此安排显然是为丑化宋江形象，在二者对比塑造与描写中，将创作观念贯穿其中。 　　《水浒传》中对宋江形象的描写小是简单重复，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通过各角度展示，为其“义胆包天、忠肝盖地”的英雄形象添砖加瓦。他谦虚知礼，经再三推脱才肯做梁山第一把交椅。相反，《荡寇志》中的宋江为与卢俊义争位，镌刻石竭碑特意将卢俊义的名字排在第二。《水浒传》中，宋江聪明智慧、运筹帷幄，广言纳听，征辽国、擒方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荡寇志》中，他脾气暴躁，两军对战经常“脑门气破”、“大惊失色”、“暴跳如雷”;他行为鲁莽，小听众人劝谏，遇到紧急情况便“心惊胆裂”、“面如土色”、“胆落魂飞”、“急的小便失了三次”、“弃食逃走”。《水浒传》中宋江礼贤下士，结纳豪杰，名闻四海，言必“在下”“小吏”，“平生只好结识英雄好汉，但有人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在《荡寇志》中，俞万春一改其“礼贤下士”形象，使其变得傲慢无礼，只会侈谈仁义，玩弄骗术。作者用极细微的笔调使宋江这一胆小怕事无礼的强盗形象跃然纸上，让读者清楚看到宋江的变化，其中的丑化意识自然又不露痕迹，可谓作者的高明之处。 　　二、扶危济困的豪侠与烧杀抢掠的土匪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等仁爱精神。孟子说“仁者爱人”，将恻隐之心视为人的本性，“仁”的根本。《水浒传》中，宋江颇有仁者之风，他“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攻打无为军，嘱咐不可侵害百姓;攻打祝家庄，为表人心赐各家粮米。每次战争宋江总是强调不许“侵害”、“残害”、“杀害”百姓等命令，凡此种种，可见其仁义之心，慈悲胸怀。《荡寇志》中的宋江却截然相反，他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文中首回，“宋江自引兵破了东阿县张秋镇、阳谷县。各处仓库钱粮，都打劫一空，抢掳子女头口不计其数，都搬回梁山泊”。《水浒传》中宋江从小劫掠客商车马，专门打压欺压良善的贪官污吏及暴富小人。而《荡寇志》中，宋江攻打正一村，渡河时有人凿船，那人道:“行商做贾，路经邪城，被你们这班狗强盗抢劫一空”，可见其已变成打家劫舍的土匪。《荡寇志》中，俞氏刻意安排宋氏集团走焚掠安乐村这条道路，“众百姓抛儿弃女，自相践踏，各逃性命，哭声震天”，原本预示祥和与安宁的安乐村变得刀兵犬起，生灵灭绝。水泊英雄成为破坏百姓安乐的绿林土匪。这是对宋氏集团的强烈控诉，也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梁山英雄”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用吴用的话说就是，“小弟看那沂州城内钱粮充足，各乡村人民富庶，若攻取来时，山寨却有一二年用度”，而宋江态度则是“大喜”。宋江此时的行为与所打旗号形成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