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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相士群体分析 　　中国的相术自春秋战国时期发源至今，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虽有过跌宕起伏的命运，但从未绝迹，在这一过程中，相士起了决定性作用。民国时期的相士人数庞大，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本文拟从这一时期相士的来源、流派、收人、素质、论相场所及女相士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揭示民国时期相士群体这一特殊人群的生存状态。1民国时期相士的主要来源 民国以降，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开始进人社会大转型时期。此时，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原因，社会秩序混乱，社会功能奇缺，失业问题严重，导致一大批人开始从算卦相面这一行当中寻找出路。这一时期，相士群体主要由盲人、失业破产者以及落魄的读书人等构成。1. 1盲人 民国时期，社会功能不健全，既没有为盲哑人设立的特殊教育机构，也没有相关的救助设施，更没有相关的就业培训场所，因此，许多盲人迫于生计不得不选择了星相业。“因目盲而营星相者，本缘从前国家社会，未有盲哑特殊教育之设备，生存无术，遂营斯业”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盲人的出路一般有三条:卖唱、乞讨和算卦相面。“解放后曾到盲人工厂做过调查，拿宣武区手表壳厂来说，第一车间就有七名盲人过去干过算命行当。 　　很多没有一技之长的失业者转行当起了相面先生。在这些迫于环境而转行的人中，既有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学徒，也有破产的地主、商人，甚至还有被解职的官吏职员。“算卦先生刘洪年先在北京荣宝斋当学徒，后去东北当印刷工人，九·一八事变后失业回家，在天桥从赵老道学算卦以维持生活;蔡笑陈早年当过裱画工人;张辅臣曾在药铺学过徒。他们两人早年家境都较好，读过几年书，但不爱劳动，便干了算卦相面这一行”，“天桥的算卦相面先生中，田春庚、赵尚有是破产地主，白云峰1925年以前在通县做官，有名的杨铁嘴是清宫太监，杜云华原是东北的商人，王宾生的父亲开过染房，亚卧龙的家里开过饭铺，陈桂钧家里开过裱糊铺，等等。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使社会知识结构发生了转型。此时，曾经置身于传统科举制之下的基层知识分子仕途无望，有些人开始走上了算卦相面的道路。还有一部分式微书看门第中的读书人，随着家业的沉沦，也开始变得无事可做。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诗能文，但因家业萧条或失业，又别无他技，便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研读几本传统相书，在街头摆个摊赖以糊口。《中华文史资料文库》记载，“一位同事因小学教师工资低微，难以养家，就在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在天桥摆相摊。2民国时期相士的流派 自古以来，相士群体就有“书房派”与“江湖派”之别。进人民国时期，江湖相士人数激增，其相法亦往往与骗术结合。这些借相术以糊口之人与潜心研究相理之人形成了强烈对比，因此，这一时期更加深了“书房派”与”江湖派”的裂痕。2. 1书房派 所谓的“书房派”，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对相术感兴趣而纯粹研究相理的人，这类人一般不给别人看相，也非以此为生;另一类则是既研究相理，同时也给人看相，但也不完全以此为生，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多为文人墨客，广交天下名士，绝非走街串巷之流。 民国时期，曾有一位著名的相学大家叫蔡北仑，号昆云使者，为书房派的典型代表。“昆云使者，有志之士也，留学东%,，毕业于早稻田帝国二大学。得政治经济诸学位，造诣甚深。归国握政权者数年。故一时之大政治家也。抵以仕途险恶，不堪随同污留而自浊，乃急流勇退，以相自隐。世俱知使者为巨相家而不知其固一大政治家也。n }4}昆云使者的祖父曾与清朝大员曾国藩同朝，因此他小时候常常听其祖父说起曾文正善相人的事情。受此影响，他在十三岁时便已能够背熟多本相书，悉心研究相理。十七岁时，能给人看相。进人中学之后，因种种原因开始对相术持怀疑态度，并一度甚为厌恶终至放弃。二十岁时，远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在日本，他得知这里的政治家往往精通相术，且将其运用于政治上，因而他又重新唤起了对相术特别是对西洋相法的兴趣。“鉴日本政治家之群能相人，且悉于心理学有深邃研究，于是重温旧书，追溯相术，更学习西洋骨相手相，以为凡政治家青以懂相，又以中国相术，都皮毛外表之谈，乃与日本心理学者、医学家研究心理病理和生理解剖人类学。从这一案例中不难看出，书房派相士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往往都高人一等，且他们不仅对中国传统相法颇有研究，还兼通西洋相法，将二者兼容并包，扬长避短，对后世相术的流传与发展有一定影响。2. 2江湖派 民国时期，江湖派相面先生大致可分为四类:挂张相、抢巾相、摸骨相、量手相。 第一种“挂张相”，相面先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墙上或桌前挂一张画像，“古老的便是红顶花翎的肖像，摩登的便是西装打扮。第二种“抢巾相”，“这一种全无真实本领，看见有人走过，随便拉着谈相，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天花乱坠，引起旁观者伸出手来，请他看看，于是一角二角，又到了他的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