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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分析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纷争，对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在局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学术政治化的倾向。尤其是，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一种在当时政治领域具于重要作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应社会政治的需要而进入了学术领域。不可否认，这种以社会的阶级矛盾与对抗为依据并把各种学术思想归属于不同阶级的分析方法，虽然具有很强政治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学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但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一种特色。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同样也受到这种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 　　一、概述 　　就笔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看，民国时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朱子学，至少可以追溯到1935年出版的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中第八讲“什么是理学”。 　　李石岑是民国时期的哲学家。1926年，他的《人生哲学》出版，其中对朱熹的人生哲学作了阐述。该书指出:朱晦庵的哲学，可以说是集周、张、二程之大成。他的哲学所以带有理气二元的色彩，也就因为他学问的方面太广阔。他做学问的方法，是本着大慧宗呆的教旨，先慧而后定。《宋史》叙朱晦庵为学，谓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所谓穷理与居敬，便是慧与定的功夫。朱晦庵借《大学》‘格物致知’一段，发挥先慧后定的道理。朱晦庵是做先慧后定的功夫的，所以把格物解作‘穷理’，是主张致知在格物。接着，李石岑还对朱熹的格物说予以了高度肯定，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除此之外，李石岑还进一步将朱熹哲学与西方哲学家康德作了比较，指出:朱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好像康德在西洋哲学史上的地位一般。朱子是中国哲学之集大成者，康德便是西洋哲学之集大成者。康德哲学的特点是本务观念，朱子哲学的特点是读书功夫。应当说，这时的李石岑并不在意朱熹及其学术思想的阶级属性，而较多强调其与大慧禅师的关系，并认为朱熹做的是“先慧后定的功夫”、“援释入儒的工作”。 　　20世纪30年代之后，李石岑的学术思想发生转变，接受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他于1933年出版的《哲学概论》中指出:“‘唯物论的辩证法’为最正确的方法，因其能把握宇宙发展的全部，我个人便有这种信仰。而且，他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十讲》中，在阐述中国哲学包括朱熹理学时明确引入了阶级分析方法。该书第八讲“什么是理学”分为“宋代思想发生的背景、晦庵思想体系的概说、晦庵思想的批判”三节;一方面说“朱晦庵是宋代哲学一个集大成的人。他是继承周、张、二程的思想的，尤其是受程伊川的影响最大，他提出一个‘理’字说明他的全部哲学，另一方面又认为，朱熹“拼一生的心血以加强中国社会的封建意识，以增多无知民众的固定观念，以厚植维护宗法的儒家势力，强调朱熹学术旨在维护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这明显是用政治的阶级分析方法阐述和分析朱熹的学术。 　　继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之后，1936年，谭巫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纲》出版。该书在阐述南宋各派的学术思想时，通过对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明确指出，陆九渊的哲学是“从大地主阶层的立场出发”的“绝对唯心论的哲学”;朱熹的哲学是“从谋大地主阶层与小地主阶层的妥协的立场出发”的“理气二元论的哲学”;叶适、陈亮的哲学则是“从小地主阶层的立场出发的”。所以，该书在阐述朱熹的哲学思想时，以“大小两地主阶层之调和论-朱熹的格物论”为题，把朱熹的学术与社会的阶级斗争矛盾联系起来。 　　1937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该书旨在对中国历史中“社会思想的各流派，从其形成、发展、死亡的过程上，以及其相互对立斗争-作为各别阶级的本质的对立和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统一对立-的关系上，作系统的探究”(《初版序》)，强调社会思想各流派与社会政治各阶级的紧密联系。该书第九编“封建主义衰落期政治思想的各流派”第二章“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和朱陆两学派的对立”有“朱熹的折衷主义”一节，包括“朱熹传略、作为朱熹哲学之认识论的‘理’‘气’二元论’、“折衷主义的政治论”三部分，专门阐述朱熹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不仅把朱熹的学术思想归属于统治阶级，而且还用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阐述朱陆之辩。 　　1939年，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出版。该书认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要对于各时代的哲学，依唯物史观的考察，即一方面由社会诸关系的特征上，确定其阶级的背景;而另一方面也由模写论上批判其逻辑的命题，并把握哲学史发展的内在关联，特别强调中国哲学的研究必须确定各种哲学派别的阶级背景。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