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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正义中的伦理分析与对策研究 　　伴随着巴黎气候大会钟声的敲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 次缔约方会议悄然拉开帷幕。气候变化问题再次凝聚了人们的注意力，成为全球共同商讨的议题。巴黎气候大会历经一波三折的艰难旅程，终于在2015 年12 月12 日达成了历史性的新协定。这充分显示了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追求美好未来的决心和勇气，对后代子孙负责，维护了气候公正，尊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为人类未来发展走向指明了新的方向。但巴黎协定并不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要处理好气候变化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气候变化问题的现状及其伦理症结所在。 　　1气候变化问题症结所在 　　气候变化涉及各个国家，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七十多亿居民，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地球可能不是最完美的世界，但她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惟一能孕育生命的星球;而且，她产生的生命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好的事物。每个人都是地球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唯有作为部分的我们都懂得维护蓝色星球的安宁，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家园才会永远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否则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将严重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安危。具体来说，气候变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 冰川消融， 临近海域的小岛国家生命安全岌岌可危。 　　物种濒临灭绝， 极端天气凸显， 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减缓全球消除贫困的进程。空气污染严重，雾霾天气频发，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气候危机的实质是集体的非理性。因为大气资源属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资源，而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则是属于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空间。著名的“囚徒困境”给予了充分的揭示。囚徒困境实际上展示的是一种典型的博弈情境。它通过特定的情景设计揭示了参与博弈者的特定的内在心理逻辑，进而表明个体理性的追求可能最终导致的是集体非理性。谁想占便宜，就谁也占不到便宜， 或占到的便宜的效用相互之间都抵消了。 　　集体的非理性导致气候灾难频繁发生。气候危机的日益加深和生态系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 促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要解决气候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 保证气候的公平正义， 妥善处理好以种际正义、代际正义和国际正义为主要内容的气候正义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 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信念，必须从价值观上摆正人与自然的位置关系。只有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伦理情谊关系，人们才会从内心深处真正地尊敬和热爱大自然。因为气候本质归属于自然环境。“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就明确指出：“纯粹技术上的、经济上的或法律上的措施和手段的结合， 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全新的态度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这样的改革必须包括理解和想象方面的最大努力， 以及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决心。”任何有计划的变革，最终都必须以个人、国家和世界的价值和基本目标的变革为基础。罗马俱乐部这一药方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罗尔斯顿坚持的生态整体主义自然价值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从传统的价值论伦理学出发，认为大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还具有系统价值。生态系统也是价值存在的一个单元：一个具有包容力的重要生存单元，没有它，有机体就不可能生存。共同体比个体更重要，因为它们相对来说存在的时间较为持久。人类不仅仅要对个体负责， 也要对共同体负责。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唯有如此， 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气候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自然价值论之于气候正义的伦理价值 　　气候正义问题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要将气候正义问题处理好，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动物、植物及子孙后代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以及国家主体之上的国际层面的碳排放空间分配和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划分问题。即种际正义、代际正义、国际正义。给予动物和植物以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的同时，要充分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各主权国家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提高行动的执行力。 　　2.1 动植物地位平等保证种际平衡 　　种际正义是关于人类与动物、植物及其他非人类存在物的物种之间的正义问题。它涉及动物、植物及其他非人类存在物的物种之间的权利和地位。大地伦理学的创始人利奥波德提出了生物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公民”。 　　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或者“至少是在某些方面，它们要有继续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权利”。人应当改变他在土地共同体中的征服者的面目，而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罗尔斯顿作为大地伦理学的继承者，继承并超越了利奥波德的思想， 在像山那样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像地球那样思考。将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类本身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