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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伦理价值观存在的分歧与重构 　　一、水伦理价值观的分歧 　　当代中国水伦理价值观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从价值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在价值观转变的进程中，由于采取的价值原则和立场不同，致使彼此的交锋和对立多于交融与认同。这种对立不但不利于当代水伦理学的构建，而且不利于增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认同。 　　(一)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的话难 　　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经历了从“弱人类中心主义”到“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这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以诺顿为代表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而是指中国几千来以儒家“天人合一”、道家“人合于天”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主义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天人合一’川道法自然”的生态思想为基础，以遵循自然、顺应自然为原则，以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为行动方针，在实践层面上坚持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使“有为”与“无为”优势互补，为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的中华民族治水兴邦、裕国安民，并最终实现长治久安和永续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西学东渐，不但打断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打断了儒道互为表里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的发展进程。“主客二分”的西方“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在中国逐渐地传播和确立，导致“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飞的思想观念既主宰了西方也主导了中国，使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了“战天斗地”和“让高山低头，叫河流让路”的主客“二元”对立。移山填海、围湖造田、拦河筑坝、乱排污水、乱采水资源、践踏水环境等行为一度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全国演绎。“以人为尺度”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成为人们对待和处理人水关系的主导价值观。 　　所以，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的洁难并不意味着它的终结。其意义在于深化和拓展了人们对全球性水危机、生态危机的反思，促进了关于人水关系问题的价值追问，从而影响和促进了水伦理价值观的整合。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的困境 　　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的洁难主要来自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水伦理价值观的困境则主要源自人类中心主义的驳洁和多元价值观的挑战。 　　非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以承认自然价值主体性和自然价值多元性为“内核”。在主体论上，承认人与水都是价值主体，水体生态系统具有生命健康权利和道德权利，人与水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协同进化和共生关系。在目的论上，认为江河湖海等水生态系统是由人和其他生物构成的有机生命“共同体”，有自身生存的“善”和“目的”。在价值论上，不但承认自然水体的“内在价值”，而且认为水生态系统的价值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其整体性价值高于人类这一部分的价值。就水危机的根源而言，认为工具主义水伦理价值观是导致全球水危机的深层根源。因此，这种以自然内在价值为“内核”的水伦理价值观在本质上是“生态中心主义”、后现代的。 　　二、水伦理价值观的整合 　　当代中国水伦理价值观的整合正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执一词，相互驳洁，并将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彼此对立而展开的，旨在为河流伦理体系或水伦理学的构建以及水危机的化解奠定价值论基础。 　　在河流伦理的研究中，除了余谋昌、雷毅等学者基于西方后现代自然价值理论提出了“固有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外，叶平教授在其《河流生命》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方法问题-以“河流生命”为例》中，明确地提出了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进化的价值论”。 　　“进化的价值论”以“益于人类”“促进生态”为确立人与河流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主张将“进化的价值论”作为论证、评价和捍卫人与河流相互作用的依据。这种进化的价值论“是指关于人与河流相互作用所依据的共同进化的价值理论。”它包括四层含义：坚持人是共同进化的主体，人与河流相处和发生作用时对河流生命负有伦理责任;(2gt;人与自然共同进化是自然方向性和人类生活活动目的性的统一，蕴含着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意义;(3)坚持共同创造，反对因保护河流而不顾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历史的和现实的需要，即所谓“荒野保护遮蔽下的人”的问题，也拒斥为了人而任意地对待河流生命;(4)倡导由美国环境史学者唐纳德·沃斯特首创的“像河流那样思考”的生态整体论思维。飞这种价值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同时又吸纳了卡尔宾斯卡娅关于“生物界和社会在最大范围内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和相互补充”的“共同进化”思想。其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于：一是论证了人与河流的价值主体性;二是揭示了人与河流价值关系的协同进化性;三是以整体论思维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