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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与地方社会分析 　　一、研究缘起 　　近十多年来，历史学(社会史)、人类学等学科渐已形成通过“水”来研究社会的共识。水利社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对象，水利社会相关理论也渐与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施坚雅的市场理论体系、林美容的祭祀圈理论等一同并置。历史学是较早对水利社会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行龙和钱杭。行龙针对中国水利史研究依然没有脱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治水框架的要害，主张转换视角，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角度探讨水利及其互动关系，实现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的研究转型。钱杭在对”库域型”水利社会的经验研究基础上，提出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可集中关注某一特定区域独有的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利益结构和集团意识形态。 　　人类学视域下的水成为地方社会得以建构的纽带。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形成了将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串联起来的治水学说，提出了中国集权国家是以水为控制来实现政治控制的。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注意到了水于宗族社会的重要性，水利与稻作经济成为宗族争夺的资源。而弗里德曼的弟子巴博德以台湾乡村的水利调查为例，研究一个社区的水利系统怎样影响到该地社会文化模式的议题，进而对弗里德曼的“水利灌溉系统促进宗族团结”的假说提出了挑战。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以河北邢台水利组织“闸会”为研究个案，指出不同层级的“闸会”对应不同层级的龙神祭祀体系，而国家对龙神的认可与赦封，就成为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表征。 　　王铭铭提出了从以土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乡土中国与水利中国之间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以水为中心的视角对费孝通先生的“乡土社会”研究做了延展。麻国庆提到“水”的视角是了解中国基层社会民间组织的重要出发点。张亚辉从文化、象征与道德观念层面研究晋水;李红武从社会记忆的视角探讨民众对晋水的记忆是如何通过恢复以祭祀水母为核心的河会仪式得以表述和传达的。石峰对关中水利社会进行了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关注宗族力量缺失的社会中，是何种组织力量牵引社会的运转。整体观之，水利社会的研究在多学科视野的关照下，成为较有延展性的研究主题。但是，水利社会史多对历史时期的水利社会进行关注，从社会史的维度对水的研究占据了水利社会研究的大部分，而缺少对当下水利社会形态的关注，这正是人类学可以弥补的。人类学对水利社会的关注与研究才算起步阶段，结合人类学自身学科优势，仍有很大可以探讨的余地。并且，对以“水”为中心的社会的关注，多集中在对水利社会的关注，而缺少对水资源缺乏乃至枯竭等社会形态的研究，缺水的社会对水的重视程度尤高，“水资源缺乏的地区，水资源管理设施可能比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要愈加精细”。因此，对水资源匮乏地区的以“水”为中心的研究尤显重要。笔者选取山西省介休市洪山镇的洪山村为田野调查对象，笔者在前期的文献梳理过程中，发现当地的洪山泉早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0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相关问题调查与研究”对山西洪洞、介休等地的水利社会进行了关注，其中，对介休洪山泉进行了专门的个案研究;竖列于村内源神庙自宋以来二十多通珍贵水利碑刻资料，已整理收录于《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赵世瑜以洪山泉的“分水”个案，试图揭示人们是如何对待公共资源，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是如何利用各种权力和象征的，从而加深对其历史情境的理解;张小军以介休洪山水利社会的历史水权为研究个案，依据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体系，提出“复合产权”的概念;张俊峰从洪山泉历史上的水案着手，提出“泉域社会”的概念。洪山村的水利社会迎来如此多的研究，无疑激发了笔者的好奇。当笔者于2013年10月和2014年7月先后两次进入洪山村，看到的是洪山泉的断流景象，洪山泉的断流对当地社会造成深刻影响。现实所见与笔者前期接触到的研究难以对接，除源神庙内竖列的水利碑文及老人的口述中能感知历史上洪山村丰富水资源优势外，笔者看到的是洪山泉的断流给当地带来的人口减少、当地经济中心地位的散失等变化。总言之，既有研究是对洪山泉丰水期的研究，对洪山泉日益减少所造成的地方社会变迁未有关注，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应该是人类学学科的出发点之一。缘于此，笔者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历史学的文献研究法，以历时性的书写方式，力图呈现洪山村“因水而兴，因水而衰”的社会历史过程。不管是历史上水资源丰富的洪山村，还是当下泉水断流背景下的洪山村，其生活生产无不以水为中心展开。在洪山村水资源富足之时，水从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使洪山村成为享誉介休的有名村落。洪山泉断流之后，水成为当地发展最大的瓶颈，笔者认为洪山泉在历史上是一种跨越村庄即跨越有形边界的存在形态，那么面对洪山泉的断流危机，“跨越有形边界”应是洪山泉保护的有效机制。同时，洪山当地的未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