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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的侧供给侧改革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过去四十年来改革事业的核心领域，也是改革的突破口，取得了辉煌成就。当前的法治改革在内涵上实际也吻合经济改革的核心思路。经济改革之初，是以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正当经济目标，认可了物资需求作为国民和国家的基本需求，在此基础上，以市场主体改革为核心，重新谋划和制定了市场规则，让市场作为物资供应的主要手段，满足国民富足的核心需求。当前的法治改革的重要意义，便在于将法治同样提升到了党和国家、政府和个人共同的基本“必需品”的地位之上，于党于国治国理政，于政府依法行政，于个人实现公平正义，法治都是无可替代的“必需品”。 　　当前的司法改革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各方的法治需求而进行的法治供给侧改革。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被概括为“两大意识、四大任务和三大职责”。其中四大任务是“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前两大任务对应的正是法治作为必需品的地位。风险社会是社会学家对后现代社会核心特征的概括。此次会议提出了“反对暴力恐怖和维护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等五项风险防控，这些风险便集中体现了当前社会存在的最为激烈的不确定性。法治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为社会提供确定性的期待，而其他治理手段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以不确定性的手段治理风险社会，只会形成不确定性的叠加，最终导致风险不可控。以法治的确定性，缓冲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法治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治理“必需品”的内在逻辑。 　　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司法改革可以说是确保法治这个必需品供应的“供给侧”改革。今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要求将司法改革试点推向全国，这种快节奏的改革既体现了满足法治供应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当前的司法改革大方向在顶层设计上已经取得了共识，过去几年改革试点中存在的现实难题，并不是改革转向的借口，而是改革必须克服的障碍。四大任务中的“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就是对司法改革攻关的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过去几年的司法改革重现了当年中国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的“改革激情年代”，既涉及到新旧观念的转变，也涉及到新旧体制的转换。在观念上，司法不再是依附于行政目标、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是与这些领域相辅相成的重要支柱，是互相适应、共同发展的关系。在体制上，司法既面临着对内提高能力和效率的任务，也面临着对外提高独立性和权威性的任务。 Gx 　　作为法治的供给侧，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法治成为高效、公正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从渠道引导上讲，涉法涉讼信访改革、立案登记制、一村居一律师、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异地管辖等改革，目标都在于提高法治供给的便利性，激发法治需求，使问题在法治轨道上解决。从法治渠道的效率方面讲，强调律师在司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在法院、检察院内部开展员额制改革，进一步体现司法专业性，理顺司法机关内部的人员管理;设立专门法院和最高院巡回法庭，种种措施的目标使案件能够更高效获得处理。从法治渠道的公正性讲，建立法官、检察官遴选与惩戒机制，在人事和财政上进行省统管，建立法官、检察官终身责任制等等，都属于司法的内功修炼，最终有利于提高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