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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宪法路径 　　试验区制度创新下的政府职能转变与负面清单模式相伴而生。如果说试验区负面清单模式界定了政府权力“作为”和“不作为”的范围，那么，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就体现为:在“作为”的领域，政府应该有所为，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平竞争按照法定程序履行监管职责;在“不作为”的领域，政府管理方式由重视事前监管转变为关注事中、事后监管。在“作为”和“不作为”之间进行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重新调配，把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的事项回归市场调节，进一步还权于市场，推动着法治政府建构的进程。当今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地区化的市场，而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区融合，市场在全球高度融合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场域更广。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与职能定位关乎市场经济发展的走向，需要以完善的制度明晰二者间权利范围与权力边界，法治政府是试验区制度创新及经验推广的必由之路。 　　(一)试验区制度创新之下政府职能转变的宪法意义 　　《总体方案》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建立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以及不同部门的协同管理机制、信息公开机制等，都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措施。在我国宪法视野下，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举措并不改变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在积极探索新的政府管理模式，积累经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试验区制度创新带动政府职能转变体现了法治原则。我国现行《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试验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直接的宪法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也应该是法治政。 “关于法治的基本理念是强调平等，反对特权，注重公民权利的保障，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就体现了平等与反对特权的观念，对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原则是内外资一致对待，外商的投资项目也采用备案制管理。由核准审批转向备案管理，体现了我国政府简政放权的一种自我调节，是一种探索政府权力清单的尝试，也是政府以法治思维推动改革渐趋成熟的体现。 　　(二)试验区制度创新推动法治政府的建构 　　2004年3月，我国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写入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中一个子目标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包括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们党在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法治政府则是“第五个现代化”在其最核心的推动力政府治理层面的目标体现。在一系列的理论探讨与政策导向中，法治政府建构的目标逐渐具体化，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又为我国法治政府建构补充了实践经验。权力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模式即是以规范化、公开化的形式落实政府与市场、社会权力边界的体现。以试验区制度创新复制、推广来推动我国法治政府的建构，主要表现为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 　　改革开放发展到了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全面地加以重新审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由市场决定的内容，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全面保障而非干预市场自身来决定资源的配置，以实现市场主体的权利平等。政府的权力边界渐次分明，是调和国家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重要前提。尽管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是多元的，有个人、团体和政府，但相比较而言，政府由于掌握了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承担着推进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职能，因而在制度创新上所发挥的作用更大、更重要。因而，法治政府的构建是国家治理体系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最基础的任务，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推动主体。试验区负面清单模式下的简政放权，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约束。通过负面清单模式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在负面清单外的领域由行政审批改为备案管理，说明法治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政府。正如麦迪逊所言:“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政府管理自身，意即政府严格控制自身权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扮演有限政府的角色“国家管理体制的当然逻辑意涵是要廓清国家的权力边界，要祛除对全能国家的崇拜，坚定地践行有限国家理念。”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驱洛克也进行过有限政府的设计，限制的条件是政府不仅不能侵犯人权，而且必须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以有限政府理念为指导，建立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