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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18、19 世纪英国郊区兴起的道德推动力 　　城市是人类的伟大创造，而郊区作为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对人类历史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英国的城市发展和郊区化问题。然而，学者们在探讨近代英国郊区兴起的动因时，更多地强调诸如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交通技术的进步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等客观因素，而往往忽略了推动近代郊区兴起和发展的主观动力。实际上，中产阶级作为近代英国郊区化的主体，他们的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为郊区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推动力。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 18、19 世纪英国郊区兴起的主观因素，以期抛砖引玉，为郊区化问题的研究提供某些新的思路。 　　1 近代郊区与中产阶级的兴起 　　近代郊区在很大程度上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点得到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他们在讨论郊区的起源和发展时明确指出，正是因为中产阶级蜂拥至城市周边地区居住，郊区这种最终在世界大多数城市占重要地位的地理结构才得以形成。18、19 世纪，英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其经济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首都伦敦，涌现出大批具有较高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富有商人、店主和专业人士。正是这一具备较强经济能力的群体，最先迈出了近代郊区化的步伐。因此斯蒂芬·因伍德( Stephen Inwood) 提出: 近代郊区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这部分人能够负担得起每天乘车前往他们位于伦敦城市办事处的费用，因此他们是最有意愿选择居住在郊区的人”。 　　本文认为，18、19 世纪英国郊区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因为中产阶级不仅通过经济和政治活动使城市迅速扩张并向郊区化阶段发展，还通过其主观愿望和理想为郊区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许多学者在论述近代郊区的兴起时，往往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等经济层面来分析中产阶级的作用。诚然，这些经济因素为近代郊区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些因素，近代郊区化无从谈起; 但如果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因素，还不足以驱使中产阶级纷纷迁移到城市周边地区居住，不足以掀开近代郊区化的帷幕。在中产阶级日益青睐于采取通勤生活方式居住在郊区的行为背后，他们的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成为一股强大的道德推动力。只有在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等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再加上中产阶级道德理想的推动力，城市的郊区化才最终成为一种现实。正因如此，城市史学家罗伯特·费什曼( Rob-ert Fishman) 直接把郊区的兴起归因为中产阶级对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 他们试图建造一个居住空间上的乌托邦，因此“郊区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创造物”。其他一些学者也肯定: “郊区是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观所创造的完美结果”，这些价值观包括家庭的隐私性、居住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分离、乡村环境与城市便利的结合以及宗教信仰的高雅庄严，都从道德理想层面推动了近代郊区化的进程。 　　2 近代郊区与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 　　18、19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诉求: 一方面，家庭与工作相分离，家庭由经济生产单位、政治社交场所、家庭成员生活场所等混杂在一起的公共空间，逐渐转变为纯粹的、父母和孩子共同生活的私人领域; 另一方面，妇女与外界的经济活动相隔离，回归到家庭领域这一完全私人化的空间，专事相夫教子、经营家庭的活动。 　　2. 1 家庭与工作的分离 　　在前工业社会，家庭最主要的目标是直接满足家庭内部的消费需要，换句话说，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在城市中经营商业或手工业的家庭也不例外。从中世纪以来，大多数城市商人和工匠都将家庭住所和工作场地的合二为一视为理所当然: 他们常常以一楼或前院的房间作为制造商品的作坊，或出售货物的店铺，或处理各种买卖交易和接待来往顾客的办公室，而楼上或后院房间则成为所有家庭成员以及仆人、学徒、雇工等非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地方。正因如此，著名城市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强调，“总起来说，中世纪住所内的特点之一可以说是在空间上没有功能区分。”城市市民的住宅不仅是居家场所，同时还是兼具作坊、店铺或办公室等功能的重要生产单位或工作场所。 　　然而，从 18 世纪开始，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这种多样性混杂功能色彩逐渐淡化，中产阶级日益倾向于把家庭定位为以夫妻感情、亲子关系为主导的私人空间。对于这一变化，劳伦斯·斯通( LawrenceStone) 在考察 16 ～ 18 世纪的英国家庭和婚姻后指出，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个人自由意识的加强和家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