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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转型问题考察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盛况成为了一个“神话”。文学理论因此发生了转型的诉求。关于它的合法性重建，因此成为了一个问题。此一境况之下，各种建设性的方案被提了出来，“理论的批评化”就是其中的方案之一。 　　就现有文献看，较早提出此一说法的当是王一川、孔耕蒸等人。1993年，王一川在《文艺争鸣》所设“九十年代文艺理论新趋势笔谈”的栏目中，发表了《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提出了“理论的批评化”一说，认为“理论的批评化，既是对文艺理论的现状及前景的一种描述，也是对实践中的一种理论取向的说明”。此后，王一川还发表了相关文献多篇，如《走向修辞论美学-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走向修辞论诗学--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形态》、《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理论的批评化-在走向批评理论中重构兴辞诗学》，等等。 　　在距王一川发表《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不到一年的时问里，孔耕蒸发表了《论理论的批评化》、《论理论的批评化-对文学研究中唯逻辑规范主义的批判》、《论批评的理论化-对文学研究中纯经验描述主义的批判》等文，也表达了“理论的批评化”的主张。此后，对理论的批评化的回应和运用，散见于各个文本之中，延续有年。 　　这里，我们仅以直接提出了“理论的批评化”主张的几种文献为例，来考察“理论的批评化”是怎样提出的，又为什么要提出等问题。 　　其一，它以回溯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现状的方式来讲述和展开其观点。《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认为20世纪以降，“理论不再享有中心的权威，批评不再甘居边缘”，理论与批评的关系渐渐平等了起来，从而昭示了理论的批评化的现状与前景。 　　而《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也是依据其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宏观考察而展开论述的，认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不足之处即是它未曾处理好理论与批评的关系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西方理论家的注意。其中艾布拉姆斯就有关于此的较好解决方法。在解读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一段相关论述后，该文阐发了几点艾布拉姆斯的批评理论观，诸如任何批评理论，都应该回应现实，都要能够与审美事实互证互释，衡量一种批评理论是否好，在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阐释力;任何批评理论的阐释力都是有限度的、是有历史语境局限的等等。在该文看来，艾布拉姆斯给出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理论的批评化”，这也正是该文所认同的最佳方案。 　　如果说，《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是通过描述20世纪以降的西方文论趋势来讲述“理论的批评化”的，那么《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则是通过讲述艾布拉姆斯个人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批评化”一说的理论基础。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是借讲西方理论的方式来谈中国问题的。相比较而言，《文艺理论的批评化》看重的是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的批评化趋势，而《论理论的批评化》则认为整个的西方文论即使到20世纪，都没有解决好“理论的批评化”问题。今天看来，《论理论的批评化》的理论主张虽然与《文艺理论的批评化》相仿，但其关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文论的判断的确不够准确，对更具理论色彩和社会文化意味的“批评理论”的认识不够历史理性，而偏向于伸张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然而，这并不妨碍其讲述“理论的批评化”的有效性。 　　其二，理论的批评化的提出，具有反思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旨趣。《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表达了不满于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与批评的不平等关系的意见，反思了理论过于体系化，理论凌空蹈虚等等问题。《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借鉴西方理论所产生的局限性进行了自觉反思。在肯定20世纪80年代引进西方理论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主要对其局限性进行了列陈，诸如西方文论未能与中国已有文论融合，也没有成功地接合现实的批评实践，停留于简单的理论介绍。该文接着认为“理论的批评化”有可能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让西方理论“中国化”，甚至因此生产出“中国文论”来。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文论发展应该解决单纯的“西方文论在中国”这个现实问题，“理论的批评化”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可能。《文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是这样论证的。首先，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往往离不开具体文本。理论与批评的关系往往是理论融化在批评中，而批评中又往往能见出理论。为此之故，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典文艺学正具有‘批评理论’的特征”。妨这种特征之有，使得其阐释力获得了一定的保证。其次，中国古典文艺理论能与20世纪的西方文论构成对话关系，这也就说明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具有当代性和世界性的品格。最后，鉴于此，提倡“理论的批评化”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