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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平凡世界”的想象与坍塌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让我想起少年时代常听到的故事：一些成绩优异却意外落榜的乡村少年，面对家庭的拮据和个人的困境，在暑期中苦读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来自我励志，常常用“扼住命运的咽喉”一类的人生格言来激发自我，用对未来生活巨大而茫然的想象来鞭策自我--这构成了整整一代乡村知识青年(准确地说主要是70后)共同的精神底色。他们崇尚奋斗，不愿意一生庸庸碌碌地度过，立志离开乡村进入城市，面对乡村充满了一种厌倦和愧疚;而面对急于拥抱的城市生活，却又有着深重的自卑和疏离。在精神上，这一代人处于一种“城乡结合部”的两头不靠岸状态，即背对乡村(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而面朝城市(那是一个别人的世界)，处理得不好，会永远处于精神上的焦灼与困境而无从安身立命;处理得好，倒是可以拥有两种互为他者的视角来观测城市和乡村。 　　乡愁，在今天这个新媒体更迭不已的信息时代，很容易成为心灵鸡汤式的矫情，也常被批评为城市里小资阶层的日常生活想象，甚至被认为是对文明进化的一种阻碍。今日人们的视野中，中国乡村俨然已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而在它成为问题之前，似乎又蕴含着一个过去式的黄金时代，所以城市人面对乡村的态度是暧昧而矛盾的。近年出版的乡村题材的随笔集，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熊培云的《一个人的村庄》、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等，都引发了读者广泛的关注和兴趣，另外一些与乡村有关的学术著作也引人注目，如人类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青年学者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等。当行色匆匆的现代人在追求物质文明的过程中一路狂奔之后，突然发现乡村仍停留在漫长的时代阴影之中，一种“原罪感”成为无法消除的心灵症结，这在每逢春节就引起热议，然后迅速无疾而终的“文科博士生返乡记”等作品中可窥一斑。正如空心化的乡村，只有在春节期间才会稍微热闹，而平时停留在长久的沉寂之中一样，隐喻了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梁鸿在她的作品中写道：“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作为一位同样从乡村底层走出来的所谓“知识人”，笔者对这段话有着深切的认同感。“溃散”隐含着双重的意味，“溃”意味着从内部弥漫开来的败坏，这尤其体现在道德风气和社会风俗上的溃败;“散”意味着逃散，流散，指的是乡村精英或者说中坚阶层的离去。这在梁鸿作品《中国在梁庄》的第七章“农村的‘新道德’之忧”中有让人触动的记录。 　　而在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按照两条线索富有强度和力度地展开，一是哥哥孙少安立足乡土的发家致富梦想，一是弟弟孙少平离家闯荡，开疆拓土的人生成功梦想。就前者而言，书中评论孙少安的一段话可谓概括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价值观：“他们如此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选定目标并为之奋斗，却展现出一种强劲的精神品质，而并不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种功利化的人生观，这是特别耐人寻味的地方。我想，这是因为孙少安作为长子在大家庭中承担的角色，以及分家之后种种负疚的表现，所呈现出来的困境中的简单、执拗、善良的品质感染了读者。 　　就后者而言，田晓霞(孙少平的中学同窗，后来就读师专，地委书记的女儿)的观察也颇有见地：“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与孙少安不一样的是，“孙少平们”希望到另外一个天地去闯荡，即使从事的仍旧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同时，他们对精神生活有着难以割舍的追求，热爱阅读《牛虻》等文学作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崇尚的是昆德拉所谓的“生活在别处”，但又不同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式的与过去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