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强制阐释论”.docVIP

浅析“强制阐释论” 　　“强制阐释论”是张江教授新近针对当代西方文论提出的一种“论”，与此论针锋相对的也是由他提出的“本体阐释论”。“两论”紧密相关。在张江看来，如何对待文学或文学性，是区分和隔离“两论”的关键所在:前者反文学或文学性，后者则以文学或文学性为文学理论批评的旨归。据说，他之所以要提出本体阐释论，原是为了规避当代西方文论无视文学的本质属性，混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以先入之见(前见、先见)强行侵入文学的领地，把文学文本生拉硬扯地拽入与文学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毫不相干的论域加以阐释的”根本缺陷”和“核心缺陷”，借此提醒文论界要高度重视文学的特性，以具体的文学文本为“阐释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逐步建立可以与当代西方文论平等对话的属于，国自己的文论系统。 　　在“文化自信”的风头上提出“两论”，特别是本体阐释论，用历史的眼光看，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完全是合乎历史逻辑的一种抉择。回归中国本土，回到老祖宗那里去，重建属于中国自己的文论系统。 　　1990年代的时候，季羡林发过一番宏论，说十九、二十世纪你们西方是强大，我们让给了你们，但是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们有这个自信，当仁不让。他说，你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文论是多么的好，现在搞文论的人为什么不回过头去探宝，反倒去西方捞取那些念歪了的“经”。与季羡林可有一比的是以写现代诗闻世的英文教授郑敏，她甚至整体否定了自白话文运动以来一路西化的中国现代诗歌史。诡异的是，她是顺着西方人的思路，拿反欧洲中心论的西方文论说事。她说，你看我们的汉字是如何的形象，理性化或逻辑化了的西方文字是如何的抽象。 　　那么，中国文论的出路在哪里呢?在“转换论”者那里，很简单，在它的源头，即沿波讨源，对中国古代文论实行创造性的现代转换，以彻底消除“失语”的症状。然而，如此这般，难道真能行得通治愈得了吗?讨论的人多了去了，弄出来的无非是一些宏大方案，无论是什么人，不管有多么高明，都没能也不可能端出一桌挂有“中国现代”名头的实实在在的理论大餐。实在是太难了，也许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 　　我同意《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一个看法。在他看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一定的“长时段”内，总是会在一定的区域形成一个文明的中心，这个区域内生成的文明成果总是会向其他的区域扩散，这是历经无数史实验证过的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全球通史》开篇即说，自1500年(哥伦布等航海)以来，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是欧亚大陆的欧洲板块。北美是欧洲人的北美，南美是拉丁人(欧洲人)的南美，澳洲是英国人的澳洲，亚洲和非洲虽然不好说是欧洲人的亚洲和非洲，但是就欧洲文明扩散的走向而言，这两大洲因被殖民而成为欧洲文明的试验场，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非洲众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社会制度的安排是照着欧洲的模式打谱。马达加斯加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其政治架构取自曾奴役过他们的法国，是半总统制。亨廷顿说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的冲突实际上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数不清的事例证明，中国人看待中西关系，下协的心态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于情，讲民族主义;于理，从世界主义，情理夹杂，很容易把脑子搅昏。然而，正是这夹杂着的情理的冲突，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却一再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重演。我相信，只要世界文明的走势不出现方向性的转换，这种冲突仍然将持续下去。 　　卡勒以质疑的方式一一列出现存的多种有关文学或文学性的解释，并一一给出反例和疑点质询，从而使文学或文学性变成了一个面容模糊、十分可疑的概念。譬如，形象性曾经被看作文学有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特性，但是在宗教教义和史书中，形象化的叙述也是屡见不鲜的……以往对“强制阐释”与当代西方文论的要害学作本质主义的理解，认真地理论起来，真的是不大可靠的。当然，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话语实践活动。不过，这种话语实践活动牵连到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领域，则是确凿不移的。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这不就是我们熟透了的一个信条么?既然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动用社会各种领域的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况，在二十世纪初欧洲发生物理学、语言学的革命以后，随着在欧洲这个文明中心生成的新的知识成果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人类已经改变了看世界的视角和方式，过往形成的种种学科的种种重要的概念，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不可置疑的自明的概念。 　　我想说的是，在中西文论史上，我们不难看到，为文学奠定基础和阐释框架的，即为文学立法的，很多都不是文学的圈内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十八世纪以来的康德、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再往后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