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礼失求诸野”与孔子 《春秋》.docVIP

浅析“礼失求诸野”与孔子 《春秋》 　　孔子《春秋》与“礼失求诸野” 　　我们同意“礼失求诸野”出自孔子。只有孔子的思想，才为这句话的内涵作出正确的阐释;只有孔子的毕生实践，才能体现“礼失求诸野”的真正意义。我们还要指出，从学理上讲“礼失求诸野”的思想渊源，不仅来自于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更主要来源于孔子特别坚持的政治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如果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意义更多地指向春秋时期的文化下移的客观事实，那么，作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反命题，就是一旦“天下无道”则庶人就要议道了。“天下无道，则庶人议道”就是“礼失求诸野，。‘礼失求诸野”是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种文化下移的前提下所产生的对“礼失”的一种拨乱反正的措施与行动。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庶人不议”的“议”从来就不是一般性的议论，“而是具体地表现在言治乱，议政事或论国事。如果我们把“道”换成“礼”，那么，“礼失求诸野”的意义就十分清楚了。孔子的一生，恰逢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孔子继承并发扬了古代士-庶人之“议”政的传统，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这就是孔子提出“礼失求诸野”的现实原因与理论根据。这不仅决定了“礼失求诸野”的本质意义，也决定了孔子所选择的方式。 　　下面我们将根据孔子的思想与活动，特别是孔子晚年修《春秋》等活动，对“礼失求诸野”作出进一步阐释。在这一部分，我们拟讨论如下问题: 　　第一、是上天(历史)的选择，把“礼失求诸野”的重任赋予孔子;同时，孔子也自觉地意识到并且主动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第二、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孔子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了自己承担的“礼失求诸野”的历史任务。 　　第三、孔子开创的“礼失求诸野”传统，构成孔子去世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线，决定了中国传统礼文化的基本特色，成为中国传统礼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动力。 　　下面分别讨论之。 　　(一)上天的选择与孔子的担当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目标与起源》一书中曾经提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概念。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轴心似乎在公元前八百年至二百年之间发生的精神历程之中。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同时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希腊等地出现。其创建性地见解己经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雅斯贝尔斯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士”与印度苦行僧、以色列先知和希腊哲学家相提并论。这些人的思想成果不但奠定了一个文明的独特的精神取向，而且还对这个文明的发展起着长期引导作用。当今中国学术界基本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努力及其成果作出阐释。刘家和先生的《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以及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等文章，可资代表。 　　中国古代的“士阶层”不是以对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占有形式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中国古代“士“的突出特征乃在于其拥有独特的价值追求和人格品质，在于其特有的“志道”精神-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的目标。 春秋时期中国的士阶层面对的是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或者换句话说，中国士阶层真正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乃是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结果。没有周王朝礼崩乐坏，就没有“士”这一社会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意义的凸显。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现实，这一社会阶层中的众多优秀人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尽管他们的救世主张并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然而，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一个让每一个“士”都感到有机会实践并有可能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时代。因此，每个人都把创造自己的主张、坚持自己的主张、实践自己的主张，当做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这就是“士志于道”。 　　面对众多的竞争者，“上天”选择了孔子。 　　对于上天的选择，当时的人，无论是孔子的弟子还是社会下层的有识之士，己有察觉《论语·子罕》曾透露了孔子弟子们对这一选择的认识: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因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八倩》中谈到的卫邑仪封人对孔子弟子们的预言，体现了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 “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尽管这位卫邑仪封人是个小人物，他却做了一个伟大的预言。它宣告，第一，“天下之无道也久矣”，这是对当时社会形势的准确论断，也是对天子失职，造成的礼崩乐坏的混乱现实的否定与批判。第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因为天子失职，上天把宣道之责由天子转交给了“夫子”。它表明，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天道存在。天道是必须施行的，由谁来施行，由“天”作出选J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一选择一方面打破了天子对于“天道”的垄断，天子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