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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红军之父”率先在政争中落败 　　列宁去世时，在七名政治局委员中斯大林位居中间，排在其前面的是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排在其后面的是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从列宁病重开始，俄共(布)党内就开始进行激烈争论，争权和政见分歧相互交织，到1929年斯大林成了绝对领袖，其他六位政治局委员都被赶下政治舞台。斯大林可以放开手脚按照他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了，于是，苏联开始了“大转变”，即从新经济政策转向了斯大林模式，列宁探索的适合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路从此被葬送。 　　“我们认为必须同您斗”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是党内与列宁齐名的领袖，是苏联红军之父 ;斯大林是十月革命后掌握权力最多的领导人，他当了书记处总书记，同时又是政治局和组织局成员，还兼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1922 年 12 月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担心他们搞不好关系，从而导致党的分裂。列宁说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列宁提出的解决办法，一是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 ;二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特点是行政能力强、权欲强，不能容人。在两个人的斗争中，托洛茨基明显处于下风，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比托洛茨基更善于运用手段。对于列宁所建议的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斯大林利用掌握的干部任命大权，主要安插的是自己的支持者;斯大林通过拉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使列宁罢免斯大林总书记的建议没有变成现实。 　　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 　　托洛茨基说的都是事实，早在1923 年夏，季诺维也夫等人就意识到了斯大林的专权，“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列宁)在时书记处是一个样，而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不在时书记处完全是另一个样。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在时，无论谁当书记，无论谁在书记处，二者都同样只起有限的辅助作用。这是一个必须执行既定政策的组织工具。当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不在时，大家都清楚，中央书记处势必会成为一个具有绝对的决策权的机构。” 　　党内斗争越不公开，就越激烈 　　但是，托洛茨基的信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答复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中指出 ：“至于谈到‘广泛民主’的原则在我们党贯彻得不充分不彻底，这倒是事实。但托洛茨基同志似乎忘了第十一次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某些决议是有意识地对广泛民主加以限制这一点。比方说，十一大做出决定，十二大又加以重申，省委书记必须有革命前的工作经历，县委书记必须有三年的党龄，而且两者均应经党的上级组织批准，这当然大大限制了‘广泛民主’──但为了杜绝新经济政策对党的影响，这也是绝对必需的。”他们害怕发展民主，加米涅夫1924年在第十一次莫斯科党代表会议上讲到了发展民主的危险 ：“今天说 ：党内民主 ;明天说 ：工会民主 ;后天非党工人就能说 ：给我们你们倡议的民主 ;那么，难道处于汪洋大海中的农民就不能对我们说 ：给我们民主?所以我不愿出现这种情况。”限制民主被认为是正常的、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然要求。 　　争论的结果强化了党的集中 　　1924 年 1 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完全否定反对派的意见有合理的成分，对他们的主张上纲，说他们“不仅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丝毫不容怀疑，这个反对派客观地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党内民主原则已经开始被任意地在党的范围以外加以解释，其用意就是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这种扣政治帽子的办法自然不会平息党的争论，也无助于加强党的民主建设。 　　托洛茨基被踢出“领导集体”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加剧。1924年8月召开了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斯大林、布哈林、鲁祖塔克、李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德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宣告自己为领导集体。会议还组成了把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排除在外的“七人小组”，其成员有 ：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以及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