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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项目进村”中的技术治理逻辑及困境 　　进人21世纪，“项目进村”日益成为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推进城乡一体化并镶嵌在乡村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本文试图以村庄为本位，通过对“项目进村”现象的考察，分析回答三个层次的问题:首先，“项目进村”凸显怎样的技术治理特质;其次，在“项目进村”的实践中，技术治理又会遭遇哪些悖论性难题;最后，技术治理面临的悖论性难题与哪些影响因素有关联。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阐明在技术治理成为一种普遍推崇的背景下，既要关注技术治理的优势，也应高度警惕技术治理的局限，尽可能避免治理转型带来的摩擦与成本。 　　一、“项目进村”中的技术治理逻辑 　　作为乡村特定发展阶段的一种治理体制选择，“项目进村”特指各级政府以“项目”发包的方式，通过各种规范程序，对村庄实施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以完成预期的专项任务或日标，进而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一种供给机制。在实践中，“项日进村”蕴藏的技术治理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就初衷而言，突出事本性目标导向。众所周知，由于农村改革后实行家庭经营，原来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提留基础之上，实行以生产大队为主体的社区自我服务能力大大弱化。一是缺集体公共资金，无钱供给。《中国农村咨政报告》显示，在745个农户样本中，有64.8%的农民认为本村开展新农村建设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资金。二是缺服务主体，无力供给。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诸多农村成为以妇女老人孩子为主体的“386061”部队。2.就主体结构而言，突出自上而下的权威性主导。表面上看，“项日进村”是各级政府、村庄与村民等多元主体，基于权力(发包)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运作方一式，属于非科层型竞争性授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行动主体地位与效力是不一样的。“项日进村”何以可能进村、如何进村，进村后如何实施与分配等均表现为被具有公共权力优势的县、乡镇、村干部等权威主导。 　　二、“项目进村”中的技术治理困境 　　毋庸置疑，技术治理逻辑使各种项日式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变得更具体、更易于落实，有助于避免项日资源向乡村配置过程中的随意行为。然而，每一种治理形式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边界。 　　一是“整体”对“碎片”的悖论。遵循可测量可评价要素，“项日进村”面临的一道难题是如何将系统性、综合性的村级基本公共服务进行量化与统筹协调。实践中，单一问题导向的线性技术逻辑往往派生出碎片化建设困境。所谓碎片化是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缺乏系统考虑，呈现功能分割，成为一种“头痛医头、肚u痛医脚”的“临时救火”的事本主义行为，没有把“项日进村”这一制度安排与实践看作是一项涉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从现阶段来看，“碎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项日部门化。相关部门往往基于自身部门利益抑或易出政绩，各自为政而非站在村庄全面协调发展角度来设训一与发包项日。 　　二是“权威主导”对“参与表象”的悖论。依据政府权力谱系与社会公民性程度这两种维度，合作治理划分为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这两种基本类型。前者体现的是一种“权威一依附”的垂直性合作关系，后者体现的是“民主一平等”的横向性合作关系。介于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之间，“权威主导下的参与”是现阶段“项目进村”中技术治理的主要阶段性特征。一方面，项目能否进村、如何进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公共权力的县、乡(镇)权威，以及有行动能力的农村治理精英，特别是核心村干部。另一方面，作为项目的受众者，大多数村民既不关心也无须关心，普通村民的公共参与呈现“表象化”。 　　三、“项目进村”中技术治理困境的成因分析 　　作为技术治理的衍生效应，上述悖论性难题构成了“项目进村”的隐忧，其形成亦是很难用线性的简单尺子来度量的。若将其放在技术治理语境中，实质是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与抵梧。 　　首先，过于事本主义与指标量化侵蚀整体性理念。基于公共性价值取向，致力于提高乡村社会整体福利与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整体理念是“项目进村”的价值基础与着眼点。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往往按照指标量化的线性思维与“事本主义”结果导向和成本收益逻辑去承接项目，并时常又被简单化约为资金流程与资金效率，化约为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很难有效反映“项目进村”过程中各要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更难以保证基于整体性理念对其间各种环节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长期战略规划与系统考虑。 　　其次，权威主导削弱参与主体的内在动力与价值认知。公共参与体现公共意识，彰显公共精神。如上所述，进村项目的分配采用了申报制，但这种申报制事实上是一种权威主导与推动下的技术治理。其中，项目意图、立项条件、申报程序、资金分配、实施规则以及考核审查办法等分配规则几乎都掌握在“发包方”，即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