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研究四问.docVIP

浅析“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研究四问 　　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讨论状况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不仅国外的“对立论”、“差异论”渗透着研究者强烈的主体意识、特定立场和方法，而且国内的“异质性差异论”、“实质性差距论”也是与论者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相关的。这表明，所谓“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乃由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条件、解读语境、理解能力和水平的变化特别是由于解读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而产生的“我们”在“理解中产生的问题”，因而是“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而非“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因此，欲把“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研究引向深入，以达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的，确立“问题”研究的“主体自觉”和“方法论自觉”至关重要。只有坚持“我们”的立场、运用“我们”的方法、提出“我们”的问题并寻求“我们”的解决方案，才能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既有研究框架和结论，从而使“问题”的研究真正既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形态”即“马克思形态”的理解，也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研究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本文拟通过四个相关议题的讨论，就“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还是“唯有马克思而没有恩格斯的”? 　　作为一个思想史问题，“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不是一个分类学问题，因而不是简单地做一个分类性质的所谓“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真性”之事就完结了的，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能不能这样做，后续的问题贝}J是如何处理、把握、定位“马克思的”和“恩格斯的”在他们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意义。就当前大家高度关注的“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问题来说，虽然不能说“破坏旧体系”的任务已彻底完成，但“建设新形态”的任务则更为紧迫而艰巨。如果说“没有马克思”或“唯有恩格斯”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大家所垢病的话，那么“唯有马克思而没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那种把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弊病从源头上追溯至恩格斯而提出所谓“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恩格斯化”等命题的做法，实际上是要恩格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弊端负责。这既不符合思想史实际，也不是公允的学术态度，本质上说则是错识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和反思，固然可以从学术层面上进行，但这种学术的研究只有紧密联系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展开才是有效的，因为学术层面的批判和反思只是一种对“副本”的批判，而只有将对“副本”的批判进一步转化为对“原本”的批判即对其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实践批判，这种批判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否则，就是在舍本而逐末，实际上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二、“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研究:以“诚”以“信”以“敬”还是“主观化”“庸俗化”? 　　欲使通过讨论“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以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学术研究取得预期效果，不仅要以“诚”而且要以“信”更要以“敬”，而不是要“主观化”、“庸俗化”。 　　首先说“诚”。我们相信，学者们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差异，未见得都怀有消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统一性的目的，大都是抱着从学术上探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真实面貌的真诚愿望而来的，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绝大部分马克思学研究者并不是从两人的区别中去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因素，制造两人对立，他们的研究宗旨一方面是尝试着通过对这一区别的认识重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面是借此重现的机遇彰显马克思的时代意义。确实，人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愿望的真诚性，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善良愿望罢了，因为我们在其中的一些研究那里看到的往往是“问题”的别样一番景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深度”未见得深入开掘出来，“马克思的时代意义”也未见得充分彰显出来，但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异质性差异”、“实质性差距”从而“去恩格斯化”是热衷的话题。种种迹象表明，能否弄清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真实状况，并不仅仅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怀有一种学术上的真诚愿望，而决定性的还在于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立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原则、是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采取了严肃的学术态度以及细致而精微的整体把握。 　　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还是“世界观”? 　　“实践本体论”是否成立的问题，并非细枝末节的名词之争，而是与如何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精神和功能定位从而与我们讨论“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