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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一九九○年代新潮诗研究》 　　一、作为问题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 　　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生成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向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玩味的诗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秘，既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了解其外在客观环境和内在美学机制，还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断代史意义上的九十年代诗歌所具有的独特历史地位和诗学价值。《研究》采取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结合、群体观照与个案剖析兼顾的阐释策略，在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进行全面考察的过程中，有力呈现了其作为问题的一面。 　　概括起来，作为问题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在这样几方面显得格外突出:历史语境问题、诗歌群落问题、代表性诗人问题，等等。历史语境问题与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发生学有关，同时也是这一时代先锋诗人特定的历史感知和社会学理解等密切相连。如果细分下去，一个时期文学生存所遭遇的历史语境，至少包含文化语境、传播语境、接受语境等类别。《研究》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所处的文化语境概括为“大众消费文化语境”，这是较为精准的。在此种语境下，“作为文学中最纯粹的、最具形而上精神性的文体样式，诗歌的边缘化命运无法避免。”(P12)在陈述了诗歌被边缘化的历史事实后，罗振亚从“精神逃亡”、“探索迷失”、“去先锋化”等方面来阐释九十年代先锋基于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裂变与转型情态，这样的概括也是到位的。不过，由此生发出的新的问题是，九十年代先锋诗人在“精神逃亡”之时，是否还坚守着个人的美学立场?这种个体的美学立场，是否也是一种“精神”，只是与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不一样呢?同时，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在“去先锋化”的过程中，或许并不是主动向主流认同、向世俗缴械，他们是否是以这种“去先锋化”为策略，而探索一种新的先锋书写路径呢?尽管《研究》并未在上述层面加以澄清，但从著作随后的学术阐发中，我们不难发现，论者都给了我们肯定的回答。 　　二、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作为方法 　　按照罗振亚的解释，兼具时间与社会学意义的“先锋诗歌”，“当是那些具有超前意识和革新精神的实验性探索性诗歌的统称，它至少具备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三点特征。”(P1)这样的解释与先锋诗歌的客观实际是大致吻合的，为我们理解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诗学意义提供了学理基础。我认为，在被称为“非诗的时代”(王光明语)的一九九○年代这一历史语境上生成的先锋诗歌，由于没有外在社会文化因素的过多介入，其所具有的超前性和革新性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为显著和充分的，先锋诗歌创作所呈现出的反叛陈规、大胆实验、于边缘坚守等艺术精神也最为鲜明。在《研究》一著中，罗振亚通过对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阵营在创作上所呈现出的美学倾向的分析，以及对于坚、伊沙、张曙光、西川等代表性先锋诗人的一九九○年代诗歌创作艺术特色的阐释，将这一时代先锋诗歌的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这三大基本特征具体而深入地揭示出来。可以说，作为对象和目标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有关它的样貌、它的格局、它的质地、它的优势与不足等，均可在《研究》之中找到确切的答案。 　　三、先锋诗歌理解的辩证思维 　　一直以来，由于新诗自身的原因，再加上新诗教育的不普及和不完善，读者对先锋诗歌的理解往往呈现为两个极端:要么将其奉若神明，凡属标明为“先锋”的作品都高看一等，对之敬畏有加;要么视其为搞怪弄奇之物，将先锋诗歌本能性地排斥在外。这两种对待先锋诗歌的态度，都不甚恰切，都是对先锋诗歌的误解和误读。对于先锋诗歌，应该本着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肯定其成功的、有价值的部分，否定其不成功的、无价值的部分，这才能体现出对历史的充分尊重。《研究》正是采用了臧否分明的辩证思维，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进行了客观恰当的评判和估衡，论析到位，说服力强，为我们准确理解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提供了可资追摹的价值立场。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观念的审察和评估，《研究》始终坚持贯彻这种辩证思维模式的。如对九十年代极具代表性的“个人化”诗学的评判，《研究》以“双刃剑”之语来述其利弊之处，既肯定“个人化写作”开辟现代诗写新阶段的文学史意义“无法抹杀”，又指出它的负面效应也相当严重:“个人化写作”一方面加剧了九十年代诗歌的边缘化处境，“诗歌从流派写作、群体写作走向个人写作，本是回归原初的好事，但焦点主题和整体艺术倾向的瓦解丧失，差异性的极度高扬，也使诗坛在读者关注热情消减的无奈中，失去了轰动效应和集体兴奋，边缘化程度越来越深”(P38)，另一方面，一些诗人“借‘个人化写作’之名行滥用民主之事，将‘个人化写作’当成回避社会良心、人类理想的托词，自我情感经验无限度的膨胀漫游，即兴而私密，平面又少深度，有的甚至拒绝意义指涉和精神提升，剥离了和生活的关联，诗魂变轻”，甚至还引发了“‘写作远远大于诗歌’的本末倒置的悲剧”。(P38-39)对“个人化写作”观念利弊相随的“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