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劳动合同法》争议再起_0.docVIP

浅析《劳动合同法》争议再起 　　上一次《劳动合同法》引起广泛争议还是在2007 年。当时，基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案正酝酿出台，反对的一方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制造业的用工成本是否会急剧增加担心颇多。2016 年，对于该法是不是存在问题的争论又起。尽管从《劳动合同法》施行到现在的8 年中，相关的讨论从未断过，但这一次有所不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异常突出，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变化。而且，财政部长楼继伟最近几次讲话都提到了《劳动合同法》，人社部也表明态度“正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或将出现新的变化。　　财政部长几提《劳动合同法》今年年初以来，财政部长楼继伟多次提到了《劳动合同法》的问题。首先是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的文章，其中提到“适时调整完善劳动合同法，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劳资双方公平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机制”。 　　此后从中国经济50 人论坛，到上海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楼继伟又谈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及其与《劳动合同法》之间的关系，并表示“《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2 月26 日的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对《劳动合同法》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最近10 年，特别是近8 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签订长期合同使得企业遵从的成本很高;法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职位的保护，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力量，以及派生出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不过，楼继伟也特别表示，不能说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企业不愿意培训、不愿意长期投入等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夕，围绕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劳动法学界、经济学界以及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政府部门，认识各有不同。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张维迎等人纷纷提出了执行该法对改革和就业机会的影响，企业家柳传志、任正非、刘永好等人都曾表达过可能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的声音。2007 年，《劳动合同法》以及几乎同时期出台的《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以及《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两税合一”等，其目标所指都集中在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转型，从低附加值的简单贸易加工，转向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和高技术产业。与此目标相适应，各项政策风暴的焦点大都集中于提高产业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收紧企业用工制度，增加低附加值的简加工环节的税收成本。而且，2007 年前后山西“黑砖窑” 事件被不断爆出，对民营企业“原罪”的讨伐在舆论中占据上风。这让当时的民营企业在协商和博弈中更处于弱势地位。 　　2008 年正式实施不久，《劳动合同法》就面临挑战，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制造业的寒冬。而现在，新的危机则是经济下行压力和中国企业竞争力逐渐丧失的问题。按照官方的表述，2012 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 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2014 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 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 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 按现价计算) 年均增长11.1% 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也超过GDP 增速。在这样的背景，《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再次密集出现。　　企业用工成本和《劳动合同法》从2008 年至今，对《劳动合同法》的批评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第一，给企业造成了成本过高的问题;第二，由于《劳动合同法》过于严格，衍生了劳务派遣工方面的问题，反而不利于劳动者同工同酬;第三，过度偏向于保护劳动者，对于企业太过严苛。比如，永久的合同协议、企业要签订长期合同，丧失了灵活性。8 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调结构的紧迫程度虽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对该法的批评一直不外乎这么几条。 　　这8 年来，企业的用工成本的确是在上升，与社会政策层面直接相关的有两个，第一是最低工资近几年连续上调，第二是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企业的用工成本到底与《劳动合同法》之间有没有直接关系，《南风窗》记者采访了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他说：“我觉得企业成本上升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必然的联系。成本上升至少有两大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燃料、原料、物流、税费等成本都很高，上升比较快，这是主要因素。社保缴费这部分跟《劳动合同法》有一定的关系，但即便没有《劳动合同法》，企业也得按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去缴费;第二个因素是，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