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史辨》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docVIP

浅析《古史辨》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 　　《古史辨》是以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的论文总集。从 1926 到 1941 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大册，其中，第一、二、三、五册由顾颉刚主编，第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辑，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合编，该书包罗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万余言，规模蔚为壮观。《古史辨》采取讨论文集的编纂形式，涵盖了民国史学界众多史家的观点，学术争鸣较多，因此，学术界多将《古史辨》定性为“古史讨论集”、“古史材料集”，认为《古史辨》是一部工具书, 如“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古史辨》是一部资料书”。即使《古史辨》的主编顾颉刚本人也将《古史辨》看做材料集，他说，《古史辨》是“很好的思想史的材料，又是很好的史学方法论的材料”，“我的编辑《古史辨》的动机，并不是想把它当做自己的著作，乃是要把它做成中华民国学术史上的一部分的史料汇编”。如果将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将《古史辨》放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来分析，就会对它的价值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古史辨》出版发行的十五年，正是中国近代史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古史辨》的价值远远超过“史料集”，不但该书的疑古辨伪精神与新文化运动相契合，而且，它对史学方法的创新以及良好学术氛围的营造都推动了史学近代化的长远发展。 　　一、《古史辨》与新文化运动 　　1915 年，新文化运动擎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号召“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表现在史学界，主要指解放思想，批判传统史学，《古史辨》正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它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密切相关。作为反封建史学的“主将”，《古史辨》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病，通过批判地审查传统史学的载体--儒经古籍，来考辨古史记载的真伪，试图打破“层累地造成”的伪古史系统，这不是对传统史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传统史学内容、思想及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 　　新文化运动与《古史辨》的创刊、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为顾颉刚编写《古史辨》提供了机遇，1926 年首次结集的《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以六万余字的长序述志，回顾了他组织编写《古史辨》的心路历程，他提到新文化运动对《古史辨》的影响，“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辩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古史辨》第一册)是决不会有的”。1913 至 1927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求学、工作，这一时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高涨的时期，北京大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氛围为他实现学术抱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顾颉刚深受鼓舞。1926 年，由他主编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这是他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质的飞跃。另一方面，顾颉刚敢于打破旧思想、提倡疑古辨伪的勇气也使《古史辨》在民国史学界名声大噪。新文化运动后的史学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随着西方科学的治史方法在中国的传播，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等史学理论也逐渐为史学界接受，《古史辨》第一册吸纳了新的治史观念，大胆地对中国古史系统提出质疑，“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是该书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这种科学的疑古辨伪精神推动着近代新史学的健康发展。 　　二、《古史辨》与史学方法的创新 　　近代史学的逐步成熟是内外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史学转型起到了强烈的外部推进作用，那么，近代史学的真正成熟还需要从理论、观点与方法等诸多史学的内部因素中产生，这才是最根本的转型。《古史辨》是一部庞大而复杂的著作，但从研究理路上分析，《古史辨》的创新之处突出表现在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1、以古史为中心的跨学科方法 　　《古史辨》内容涉及领域广博，“ 在《古史辨》中, 体现出顾颉刚一生治学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即 : 考辨古书 ( 辨伪 )，考辨古史 ( 疑古 )，考辨历史地理 (《禹贡》学研究 )，以及作为考辨古史的辅助和佐证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 ( 民间故事、歌谣、神道、会社、风俗等 )。”从学科内容上看，《古史辨》的讨论中心仍在古史研究，但又远远超出了史学的范畴，涉及经学、文学、民俗学、考古学、哲学、文献学、文字学等学科，内容上，有对《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有对儒、墨、道、法诸子的研究，还有对夏以前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考辨和研究。《古史辨》用近代学术意义上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在研究古史时，有意识地借鉴文学、地理学、民俗学、目录学等研究方法和成果，得出了许多新见解和新认识，这种研究视角带有明显的近代学术特征，推动着近代史学逐步走向成熟。 　　2、历史演进的方法 　　历史演进的方法是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在《古史辨》中的方法，强调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历史，既然传说、故事的来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