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孝经》文本的结构与性质.docVIP

浅析《孝经》文本的结构与性质 　　本文论题中的道德，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是道和德的合称。不论是在传统语境里还是《孝经》文本中，道和德都是两个概念，而题为“道德论证”，则旨在说明《孝经》一书重心在论证“道”如何奠基于“德”，进一步说就是-如何能从“孝”这一基本德性推出有道的秩序。这是对《孝经》文本性质的重新厘定，故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前人如何理解。 　　一、《孝经》为什么是经 　　它是早期儒家惟一以经命名的经典，至《艺文志》将其列入“六艺略”，按理说，其经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本人并不打算一开始就讨论“《孝经》是经”这一命题，因为不论接受还是否定，前提是:一、知道什么是经;二、知道《孝经》的性质是否符合经的定义。前者关系到经的性质，后者关系到《孝经》的性质，其中都大有文章。本节要讨论的问题是:以经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郑康成和朱子，二者都认为“《孝经》是经”-为例，看一下他们凭什么认为“《孝经》是经”。 　　不论郑君、朱子，都认为律经》是经，可对经的理解不同。朱子认为经是圣人真实的思想;康成则认为经是圣人所陈法度。不过二人有一个共同点，即突出《孝经》经的性质时，贬低了文本中曾子的作用。在朱子看来，曾子只是孔子思想的中介;康成或认为，曾子只是千万个应该遵从孔子所立法度中的一人而己。 　　二、“曾子问” 　　本文写作的目的，是要对((}经》的性质进行重新勘定。勘定工作首先从恢复曾子在文本中应有的位置开始，将曾子从一个无关紧要的听众和记录者还原为对话者。 　　在今本《孝经》中，相对于孔子的“滔滔不绝”，曾子显得有些沉默寡言。他一共只说了四句话: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刀”(《开宗明义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三才章》)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钾”(《圣治章》)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钾”(《谏争章》) 　　从文本的功能上说，曾子这四句话都是为了引出下面孔子更经典的论述。仔细玩味曾子的话，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孔子。 　　三、至德与要道 　　《艺文志》说《孝经》是夫子为曾子陈“孝道”，而从整个对话场景来看，这个说法与孔子最初的问话有关。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孔子的说法: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初看这句话，每个人的疑问都一样:一、什么是“至德要道”;二、至德要道”为何能“以顺天下”。这一点上文己经指出。 　　礼乐不是孝梯，后者是一种德行，前者则指向秩序。经文用“安上治民”和“移风易俗”形容礼乐的功能，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德是指个体的德性(行)，而道则指群体的有《孝经》的重心就在于论证基于德而达道。这就引出上文所说第二个问题“至德要道”如何能够“顺治天下”，其实也就是如何由德而道。 　　四、道德之间的教化 　　至德与要道之间的教化是一个关键词，是由德而道、顺治天下的枢纽所在《孝经》开篇即表明孝为德之本，教化因由孝而生，隐而未明的结论是教化(而非刑政)可达致良好的秩序。这一理念可以分析为两个命题进行讨论:第一，教化可以奠基于孝;第二，教化可以塑造好秩序。 　　教化，亦可以简称教，是传统文化中人人耳熟能详的概念，可教化所包含的意蕴却未必尽人皆知。说教，首先要区别于政，后世政教并提，容易使人混橇《孝经》重教轻政，甚至有用教涵括政的倾向，文本中并不严格区分二者，但仍有迹可循。文本中两次提到“教不肃而成，政不严而治”，这里政教的区分不明显;但《圣治章》云“成其德教，行其政令”，似乎可以说明，教偏向于道德陶冶，政偏向于行政命令。 　　教化为什么可以奠基于孝呢?孔子的说法是“夫孝，德之本也”，曾子对此提出疑问:有没有一种德#39;险(行)比孝更为根本?孔子的回答是: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翟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圣治章》) 　　曾子的问题是“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孔子将曾子的问题拆分为两个:一个是圣人之德有没有超过孝的，一个是人之德有没有超过孝的。前一个问题孔子以周公为例，作经验上的回答;后一个问题，则从理论上回应为什么孝是“德之本”，因而更值得关注。儒家习惯于以亲亲讲仁，以敬长讲义。孔子此处以“孝”统摄爱和敬，将这两种道德情感视为人成长过程中自然获得的两种能力。经文区分亲和爱，严和敬。一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