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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专家证据：美国的经验与教训 　　一、认识论背景：经历困境 　　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证据效力的问题。 这一问题又包括一系列子问题：首先，如何以一种有效、合理的方法确定他人的陈述是可靠的(或可靠程度);其次，如何以一种有效、合理的方法确定专家( 或所谓专家) 就我们最模糊、最缺乏基本知识的专业问题所作的陈述是可靠的;再次，如何以一种有效、合理的方式确定法律背景下专家证人的陈述是可靠的。专家证据存在问题的初步解释是：言词证据效力的评价具有间接性;评价专门、技术性的证据效力需要相关事实的实体知识;评价法庭证言的效力不仅要考虑其可能受哪些法律约束或当事人利益的不当影响，还要避免罪行的恐怖性或原告所受的严重伤害不公正地影响证据评价，这些证据评价将导致公司或个人承担责任。当陪审员或法官在法律背景下评价专家证人的可靠性时，他会立即面临以上所有问题-正如本节副标题提到的认识论困境。 　　我的开篇引注源自 W.K. Clifford 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常被解读为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论批判。11 虽然鲜被认可，但它对当下所谓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 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我援引的这一小段指出了判断他人陈述是否可信的核心要素：第一，充分评价此人的真诚(如克利福德所言的诚实);第二, 该主体处理有关问题的能力(他的“学识”与“判断”)。例如，当我们问路时，若听到对方犹豫和改变想法时我们会将信将疑(“到红绿灯路口朝右拐，哦，不，对不起，是朝左，哦，不，是朝右”)，或者当对方与他朋友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才告诉我们坐7 路有轨电车，并且在第5 站下车时，我们也会将信将疑。要判断专家对一些专业问题的陈述是否可信更为困难。原因是我们的知识和经验非常有限。这也是为何我们要就病症治疗方案征求医生的建议，要询问水管工关于水管渗漏的原因，要向理财顾问了解投资所涉的风险-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专业知识。当我们几乎没有相关的知识或经验时，我们不得不完全依赖专家的知识和经验。 　　当然，若慎重起见，我们可以征求第二份医学意见;可以查明告诉我们需要更换新排水系统的水管工是否大赚了一笔;可以向多个财务顾问求证等。如果运气好，一些常识性预防就够了，但是就风险而言，常识性预防通常不够。当目击证人描述一起事故或犯罪，理性的陪审员会通过观察行为举止以及考虑动机来评价其证言的真实性：他是实事求是，还是闪烁其词?是犹豫，还是果断自信?是否有理由撒谎?此外，陪审员也会尽力评价证人的作证能力：他是否确实在现场，在哪个位置看到的?当时光线是否充足?他是否近视?如果是，是否戴了眼镜?他是否在别的地方见过被告人，或者之前把其他人当成被告人?法律背景下还会有一些更复杂的因素：例如，证人是否被诱使作证以换取所涉案件的减免处遇。 在进行列队辨认(line-up) 和照片辨认(photo-array) 时，警察是否也用类似方法唆使证人指认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相信专家证人的陈述更为困难就不足为奇。正如我在开篇引注第二部分(引自Hand法官的一篇著名论文)所言，在法律背景下，我们可能面对来自对抗性专家证人的对立意见，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比我们更训练有素，更有资格就争议性问题发表意见。当然，专家证人并非单纯提供意见，通常要解释形成专家意见的依据，并且那些依据通常要以我们能理解，至少能部分理解的专业术语表达。 　　此外，还要依赖一些我们无法自行判断真相的背景事实假设。甚至要了解哪些证据与诉讼请求有关，更别提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强弱还需要有关标的的实体知识。儿童体内线粒体紊乱(mitochondrial disorder) 的事实与其对MMR(流行性腮腺炎，麻疹和风湿疹)疫苗的不良反应特别敏感是否相关?建造停车场使用的混凝土成分是否与坍塌事故有关?来自犯罪现场的DNA 样本与来自被告人的13 个基因座的样本吻合是否足以证实随机匹配的几率是百万分之一? 　　小结 　　(1)决定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合理相信他人的陈述具有一定的间接性，要依赖证人诚实性和能力的替代性表征(明示或暗示)。(2)有时做上述决定就存在很大困难。而决定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合理相信专家的陈述更隐晦、更困难，因为这些替代性表征更难识别。(3)决定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合理相信证人的法庭陈述涉及更多复杂因素。(4)决定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合理相信法律背景下的专家证人更困难，因为：①可能存在来自另一方专家证人的对抗性证言;外行陪审员(或法官)充其量只能部分理解争议的事实问题;②专家证人不可能自愿提供有损雇佣方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对事实发现者有利; ③法律案件中涉及的恐怖罪行，或易激发强烈情绪反应的严重伤情会妨碍陪审员(或法官)的证据评价。因此，现代法律制度尽力去有效地规范专家证据不足为奇。在近代美国法律历史上也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