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docVIP

浅析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提到这个问题，人们通常会想到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不知不觉会忽略发生在五百多年前的一个大事件。这个事件无比清晰地表明，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 肇始于欧洲人在1494年划定的一条地球子午线，它来自著名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两年后，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之间签署的一项双边条约。凭藉这个条约，欧洲人第一次在地球版图的意义上对世界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此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其所规定的地球子午线，开启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 　　但是，单凭国际条约和武力征服，无论什么势力都无法建立起一个被普天下都认可的世界秩序。无独有偶，随着欧洲人创造的世界秩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蔓延和渗透，一个关乎于“人心” 的地缘政治--即所谓的“文明等级” --也应运而生。从那时起，一个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开始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是一个以地球的空间与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结构。 　　多少叫人诧异的是，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却常常被学科固有的建制挡在门外，被有意或无意地冷落，甚至长期视而不见。我们现在需要从跨学科思路出发，开辟一条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以求深入了解现代地缘政治的双重结构及其历史渊源，由此获取新的历史意识。我相信，这种历史意识对今人尤其重要，否则人们将难以面对当前纷杂变动的世界乱象，也无从构想未来的世界秩序，更遑论对未来全球化治理的道义做出深入的思考。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强调的，正是在15世纪末以降的五百多年之中“世界文明等级”的确立, 对现代地缘政治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文明等级”的标准为什么对世界秩序那么关键?这些标准是怎样在地缘政治中得以确立的?此外，“文明等级”的话语进入晚清中国后，为什么给国人造成如此重大的冲击和创伤?中国与世界之间，为何总是在“文明”的问题上纠结不清? 　　在今日中国，围绕“文明”二字的各种论述渗透在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日常言行之中，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幽灵在诉说什么?表达怎样的焦虑和愿望?我试图从以上疑问出发，寻找全球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径。全球史研究，要求学者开拓视野，跨越各自的学科藩篱，参照多语种的原始文献，并对现代学科本身的谱系作出全面的梳理和反省。而《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所体现研究模式正是如此。 　　首先，我们的全球史研究涉及“文明”概念的传播，但它并不是概念史，更不是关键词研究。概念史研究时常将词汇(word)和概念(concept) 混淆起来，这不能不说是思维上的误区。人类创造的大量视觉符号和书写符号，数码、色谱、地图、音符、手势、图表、绘画、摄影、电影剪辑等，都属于概念的范畴，但不一定属于文字或语言的范畴。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的关键词(keyword) 研究，也经常把词汇和概念混淆。我们认为，这一类研究既不能严谨地解释字词，也不构成严格意义的概念史。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跨国、跨地域、跨语际的话语实践，因此，研究范围必然包括学术建制、媒体技术、地球版图、视觉展示、科学技术、国际法，以及形形色色的书写行为、翻译行为和学术行为。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这些跨国、跨地域、跨语际的话语实践如何创造了当今的世界秩序?其二，全球史与世界史的重要区别在于，世界史的思考往往将本国的历史排除在视野外，而国别史的研究者又通常只问本国史，鲜有涉及他国历史。这种知识上的分工一直都很顽固，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给人们认识世界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盲区。[2]相比之下，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它不分国别史和世界史，而是把本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内来进行互动研究，因此，本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同时也是本国的问题。这样的全球史研究，近些年在国际学术界是比较新的领域，也一直在探索之中。 　　其三，我们的研究强调话语实践，与传统思想史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思想史以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为对象，或选取概念与概念的关系、或着重于思想的沿革作为研究主线。与之相比，话语实践的研究对象不是对抽象思想的陈述和分析，而是把思想作为活生生的言说、书写和其他实践(包括数字图表、国际条约、图像、时空的组织方式等)来对待，目的是研究和分析这些行为实践如何进入社会、打造学科、感化人心、发动变革、创造历史等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话语实践的研究，我们才能同时考察以地球的空间和以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 　　其四，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展开话语实践的研究，必然要求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跨学科不是一种时髦，而是由于成熟的学科日趋狭隘和封闭，已经阻碍了新鲜知识的发明和创造。这种状况需要大家共同去变革和突破，所以，一个学者究竟选择维护学科正统，充当卫道士，还是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