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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东晋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团 　　西晋末年，北方陷入混战，北人大量南迁，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等方面条件所致，京口成为南来北人寄居的集中区域; 加上江左着意经营，最后在京口逐渐发展起来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影响及于东晋南朝军政发展，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先期予以揭橥。①田余庆先生则进一步予以拓展深入，以为东晋一朝为“门阀政治”的典型，而京口北府出身的刘裕所建的刘宋政权则重新回归皇权政治，这种认知成为学界有关京口北府和东晋南朝军事政治论说的最突出代表。②此后学者又从不同的选题和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北府势力发展与国家政治军事之间关系的认知。① 京口北府集团迅速崛起，以强势的军功打破既有的门第制度，对当时军事、政治、社会形势发展发挥主导作用，并直接导致刘裕的代晋事业。笔者借用“军功受益阶层”② 这一概念对北府集团的崛起以及刘裕代晋进行探讨分析，认为自元兴三年( 404) 以刘裕、刘毅为代表的京口北府集团起事到刘裕“造宋”事业完成这段时间内，北府集团内部势力发展呈现出颇为清晰的三个阶段，而这个过程又与刘裕代晋事业构成了紧密的一一对应关系，清楚地勾勒出刘宋的建立过程。关于这一点，学界少有注意，笔者不揣浅陋，有以论述，并就教于方家。 　　一 　　东晋之时，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门阀制度业已形成，它在确立以门第出身作为人们出仕标准的同时也保证了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优势。在这种体制及价值导向上，与高门士族相对的低等士族和庶民阶层在政治上无疑处于受压制的劣势地位。不过，东晋末年迅速崛起的以刘裕、刘毅为代表的、出身低等士族的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在特殊政治形势之下凭借强势军功打破既有的高门士族对国家方镇垄断的政治体制，最后彻底击败门阀的政治优势，取得对国家方镇的独占，这大抵发生在元兴三年到义熙元年( 405) 之间，通过两次重要的方镇调整而达成。 　　第一次调整情况，元兴三年二月底，刘裕等人揭举旗帜反对桓玄，随即斩杀徐、兖二州刺史桓修，攻克京口，进而平定建康，桓玄被迫西逃荆州。三月，以琅玡王谧为代表的高门士族与以刘裕为主导的京口北府集团合作，暂时达成以下军政格局: 王谧为扬州刺史、録尚书事; 刘裕都督扬、徐等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石头; 刘毅冠军将军、青州刺史、广陵相，何无忌辅国将军、琅玡内史，孟昶建武将军、丹阳尹，刘道规振武将军、义昌太守。③ 随即，桓玄豫州刺史刁逵弃城而走，为部下所执，历阳收复。刘裕立即以魏咏之为豫州刺史，镇历阳; 诸葛长民为宣城内史，借以安定豫州局势。四月底，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人平定江州，刘裕即以刘敬宣为江州刺史。④ 至此，京口北府军功阶层在长江中、下游的优势地位确立。 　　北府集团在方镇分割上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荆州方镇。桓玄西逃，江州及上游荆、雍诸州还处在桓氏势力控制之下。据《建康实录》卷一一，刘穆之言“大事草创，用王谧为神州( 按即扬州刺史) ，王绥为分陕( 按即荆州刺史) ，以安当时之心耳，岂是经远大计，理尽于此哉! ”⑤以此来看，刘裕入定建康之初，朝廷曾以太原王绥为荆州刺史。虽然是出于权宜之计，应该是有具体考虑。何以在荆州方镇问题上北府集团没有表现出在徐、兖二镇上的强势优势呢? 首先，荆州方镇为桓氏根基渊薮所在，北府集团举事反对桓玄，事起仓促，所以他们也不敢对荆州贸然处置。其次，北府集团当时虽然在军事上有优势，但是说到底，刘裕等人不过是借一旅而起的草莽之辈，就声望和资历而言，他们暂时还不具备担任分陕的资望。综合联系到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太原王绥以门第、资望权宜当选，主要是能“安当时之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荆州还处在桓氏势力范围之内，并没有得到收复，所以王绥的任命只是朝廷理论上的处置而已。同年三月，尚书左仆射王愉被诬谋逆，子荆州刺史王绥一并受诛。四月，承制的武陵王司马遵以宗室司马休之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① 授令称司马休之“才干贞审，功业既成”，“应亲贤之举，宜委分陕之重”。② 义熙元年正月，南阳太守鲁宗之起兵袭取襄阳，随即与刘毅等人合兵攻下江陵，③ 这个时候，司马休之才有机会到江陵就任荆州刺史之职。太原王绥出任荆州是能“安当时之心”，司马休之出镇荆州是出于“亲贤”两个方面的考虑，在刘裕等人起事之初，朝廷在荆州方镇人员的选用上，明显避开了京口北府集团，这也说明，高门士族和宗室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军功集团依然保有其相对的抗礼优势。 　　第二次调整情况，在这次调整中，前此高门士族和宗室的残余影响力在北府集团军功的进一步拓展扩张之下被击碎，直至完全消逝。义熙元年三月，征讨桓氏的军事行动取得节节胜利，安帝銮驾返回建康，历时一年的征讨告一段落，国家局势基本稳定。在这种形势之下，国家方镇格局又得到调整。同月，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