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docVIP

浅析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一、帝国语境下的东方和西方 　　对于俄罗斯来说，东方-西方问题是一个深具历史感和现实性的经久性话题。横跨欧亚两洲的广袤国土，以及基辅罗斯形成以来与西方的遭遇和持续至今的纷争，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俄罗斯的历史负担，甚至是一种宿命般的存在。В.В. 津科夫斯基曾经断言：“检视18-20 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完全清楚的是：西方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并非偶然，俄罗斯与西方的遭遇不可避免，也完全必要。” Н.А. 别尔嘉耶夫则更进一步地强调：“只有在东方和西方问题的语境下，俄罗斯才能认识自己，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使命。”东西方问题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产生前就已经存在，在东西之争展开后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19 世纪下半期，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消退之后，包括“本土派”和欧亚派在内的俄罗斯思想界仍然延续了关于东方和西方问题的争论。东西之争在俄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意义巨大：它是俄罗斯哲学诞生的摇篮，奠定了俄罗斯思想界思考俄罗斯民族历史和文化特点的传统，它是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实验室，是培养俄国知识分子的学校，还是集体认同的话语框架。 　　东西之争的兴起意味着帝国认同危机的凸显，其缘由和困境，借用俄国哲学家Г.Д. 加切夫的话来说，在于“空间的步伐与时间的步伐并不一致”。从空间方面看，俄罗斯在短短的时间里从局于欧洲一隅的莫斯科公国膨胀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其内部的“整合”远远跟不上扩张的步伐。从时间方面看，18 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西欧民族主义的兴起，刺激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 　　18 世纪以来，法国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革命和民族主义热情冲击着欧洲大陆上的各个帝国。从根本上来说，帝国和民族主义是不相容的，帝国的认同原则排斥民族主义原则。因此，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协调”极力压制民族主义，维持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政权。但是，法国大革命传播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形成的理性、进步观念基础之上，它开始深入人心，并逐渐消解帝国。在这个背景之下，俄国东西之争是紧跟欧洲步伐的关于帝国的反思。一方面，它围绕“传统-现代化”这个议题展开;另一方面，它纠结于帝国的认同空间，围绕东方-西方的定位而展开。 　　在“传统-现代化”这个议题下，斯拉夫派坚持俄国中心论，认为俄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欧的特殊社会形式，有着自己的优势，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是一幅理想的图景，应该重新走自己的独特道路，需要治疗俄国的“欧洲病”。与此相对应，西方派坚持欧洲中心论，认为俄国历史道路中的独特性非但不是优点，反而是其缺陷所在，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俄国需要治疗自己的“独特病”。其实，争论的双方所构建的关于俄国的形象和西方的形象是一样的，双方对俄国和欧洲之间差异的理解并无二致，分歧在于不同的历史评价和伦理评价。西方派“没有深入的哲学和历史的、个人的反思”，只发展了社会问题;而斯拉夫派对西方的社会和历史根本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对西方的看法“纯粹是观念上的、理想化的”，为了论证俄国的理想化形象而将西方作为对立的反面。事实上，俄国与西欧之间的这种直接对立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是不存在的。俄国哲学家洛谢夫在评价斯拉夫派代表人物К. 阿克萨科夫的观点时，曾经用哲学的三段论来加以概括：彼得之前的俄罗斯--正题，西方--反题，新的自由原则--合题。 　　二、东西之争与认同重构：十月革命 　　20 世纪初，东西之争已经消弭了锋芒。19 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三世以来的严酷专制统治以及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使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凸显;各政治势力关于国家发展的方案，关于改良和革命的争论，取代了东西之争关于“东方-西方”和“俄罗斯-欧洲”的主题。20 世纪初可以说是俄罗斯与西方最为接近的时期，一方面，19 世纪后期的俄罗斯现代化进程至此并没有放慢步伐，借鉴西方经验的实用性立场居于上风。另一方面，自东西之争以来的俄国思想发展有其“内在的理路”。索洛维约夫一切统一的形而上学留下了有待发展的空间，被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继续推进，哲学家们致力于用西方哲学的形式表达俄罗斯意识的经验。俄罗斯的“群星灿烂”与欧洲形式的有机结合将白银时代的文化推向极度繁荣。这个历史情境似乎让人感觉，传统的东西之争已经远去。但是一战的爆发重新激活了在东西方框架下的争论，“尖锐地提出了俄罗斯的民族自觉问题”。当时许多思想家对战争与俄罗斯的复兴进行了反思。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进一步加深了知识界对于俄罗斯命运的思考，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旧话题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重新提出，如何重建俄罗斯成为核心问题。争论后来在两个地域分别展开：布尔什维克在本土加紧构建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