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两晋士人的自恋心理与女性化审美倾向.docVIP

浅析两晋士人的自恋心理与女性化审美倾向 0 引言 自恋研究是西方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源自于希腊语 Narkissos（英语为 Narcissus），指水仙花。1914年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中以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论述自恋，开展了对自恋的理论和临床研究。1994年，DSM-IV（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四版）设立的自恋人格障碍诊断标准将自恋人格障碍描述为一种普遍夸大的行为模式。儒家学说的根深蒂固使得中国文人形成了较高的自我人格期待并十分重视他人的评价，在潜意识中有着夸大自我的烙印。当这种自恋倾向遇上两晋乱世时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内与外的冲突使得当时士人完全地否定了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建构，而更关注于自我，并开始了与传统期待人格（君子、大人）完全相反的自我形象塑造。这种塑造由一开始的刻意为之，又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新变，士人开始认同并沉溺于这个矮化的自我，由此进一步促进了两晋女性化的审美倾向。 1 理想中的宏大自我--儒学影响 就目前而言，对自恋的理论建构影响最大的是精神分析学派的科胡特，他给予了自恋性人格障碍最全面的描述和临床解释，认为健康的自体在儿童期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自恋是人类的本质之一，自体客体无法强行阻断或扼制原始自恋力比多的产生。第二，儿童在产生自我意识时，需要理想化的他人来充当参照（这个角色通常由母亲担任）实现自己与该理想化他人的交流，并将自恋力比多投注到客体之上，而这个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必须积极地回应儿童的信号，促进良性循环。最后，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必须使儿童在他们之间能够产生信任的相似感。如果上述这种正常的自恋自体发展遭受到挫折，这种出于自恋力比多的原发自恋投射就会被阻断并带来不利影响--“一种自体会建立起一个夸大而具有表现癖的自体影像--夸大自体，其会以自恋的方式经验各种自体客体；或者会将原发自恋的完美感向外灌注，不断寻求一个完美的、全能的自体客体--理想化影像。”因此，自恋的形成主要在于原发的自恋力比多本来可以通过自体在与客体的对照、比较中不断修正，逐渐完善成健康的自我观念，但当投射过程遭遇挫折和阻碍时，力比多过度地退回自身就造成了夸大自体，力比多过度地倾注客体就造成了理想化影像。 在中国，儒家作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人格早已成为高标自持的文人士子的理想所在。这种理想人格的构建，意味着文人必须在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愿景背后其实是一种对自我的强烈的社会期待。这种理想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使得文人“日三省吾身”寻求外在行动和内在心理上的道德完善，希冀作为一个宏大的自我而存在于天地间。但是，这一理想自我的形象又深受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羁绊，十分强调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人只有不断修炼自身的德行才能在关系中完成角色期待，而这种期待的实现与否是交给关系中的他人来评判的，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中处在上位的“君”与“父”的信任与赞美。也就是说，表面孤高的人格究其实质并非完全独立，反而被需要依赖他人以求得肯定所支配，必须在关系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 因此文人们需要君主的肯定、他人的肯定、社会的肯定来成就自我，但是中国文人的自视甚高又决定了这不可能是一种单方面的评价，当“我”通过“他”对“我”评价获得期待满足时，“我”也在评价“他”是否值得“我”为之付出--得不到肯定的君主就是昏、得不到肯定的他人就是俗，得不到肯定的社会就是浊。所以当身处治世时，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内与外的投射容易进入良性循环，类似于科胡特说的正常自恋心理的建立中自体--客体的良性交流，这有助于个体积极健康的生存。而在乱世，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大而导致消极无望，于是困厄的文人就将大部分精力返归内在，如同原发的自恋力比多被倒退回自身来完善理想自我，向内转使他们更关注自己，更趋向于将自己塑造得绝对完美，满足自认为本身具有、能具有或该具有崇高品行而自豪自足自恋，以此达到他们臆想中的与流俗划清界限、向社会表达反抗的目的。 2 宏大自我的受挫--两晋乱世 绵延了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不折不扣的乱世。汉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变迁引发了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崩溃与解体，儒、道、玄、释轮流占据着社会文化的主流位置，宗白华先生曾说：“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苦痛、最乱离、最具有自由精神、最浓于深情的时代”。然而当我们向往于魏晋名士辩才无碍、一派风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即政治、社会的失序带来思想自由解放的同时也使行为陷入了失范的困境之中。被视为独尊天下的思想意识形态--经学已经千疮百孔而流于虚伪矫情，新的文化建树又不能一蹴而就，作为